日前，國務院正式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這意味著長期受到關注的急速升溫的民間金融規范問題有了實質性進展，或將進入一個新階段，民間資本也有望由“地下暗流”變為“地上活水”。
隨著民間資本在經濟運行中的動能加速顯現，從去年開始，風險事件有區域性蔓延的苗頭，規范民間金融迫在眉睫，由此催生了溫州改革試驗區的設立。筆者認為，溫州金改這一舉措的出臺，可謂是順應時勢、綜合權衡、穩妥推進的結果。
首先，形勢變化所引起的供求兩旺造成民間金融異常活躍。一方面，通脹上行、負利率造成居民存款持續減少，民間資本加速流向民間借貸機構。在2011年7月，存款單月下降達6687億元，創下減幅最高紀錄。存款的減少，部分為理財產品吸收，也有部分流出銀行體系。但由于房地產調控力度不減、股市持續低迷，投資渠道進一步被壓縮，外流資金只能向私人借貸和小額貸款機構聚集。另一方面，企業綜合成本上升、貨幣環境改變等因素造成部分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經營困難，常規性渠道融資難度加大，借助其他渠道的需求急速攀升。兩方面因素造成民間金融供需兩旺，民間借貸機構異常活躍。據統計，2010～2011年，短短一年時間，小額貸款公司數量增長了64%，貸款余額增長了98.2%。
其次，民間金融發達地區風險迅速上升。江浙等地民營經濟發達、小微企業眾多、社會可支配資金豐裕的特點，導致民間金融長期以來就很活躍。以小額貸款公司貸款余額為例，2011年年底江浙兩省達到1341億元，占全國比重超過三分之一。由于民間金融機構獲取資金成本較高，這決定了其出借資金的利率也較高，或者直接投向虛擬經濟領域。這種投資結構在企業經營狀況良好、虛擬經濟投資收益較高時風險不大，但當去年企業經營出現困難、股市和房地產投資收益顯著下降時，民間金融所隱含風險便急速上升。
第三，溫州危機的爆發直接推動了規范民間金融的步伐。溫州是江浙地區民間金融發達的一個典型代表。據統計，溫州近七成的中小企業主要資金源于民間借貸，民間借貸規模達到1100億元，多數居民和企業都涉足民間金融。隨著經濟形勢變化，從去年3月開始溫州中小企業出現資金鏈斷裂潮，并形成區域性借貸危機，規范民間金融由此被提上議事日程，而溫州也就成了此次綜合改革的試驗區。
從分析來看，溫州試驗區的設立，對民間融資規范、實體經濟發展和系統性風險防范等都有一定利好作用。
首先，這意味著民間金融的發展環境趨好，規范發展的空間由此被打開。長期以來，我國對民間金融的發展側重于“堵”，對其評價更多賦予負面色彩，使其只能在傳統體系外“野蠻生長”。隨著游離于傳統體系外的資本規模日漸增多，這種野蠻生長的破壞力開始顯現。在本次改革中，規范發展民間融資成為首要任務，具體思路也從“以堵為主”轉變為“疏堵結合，關鍵在疏”。管理思路的轉變，意味著民間金融的發展環境得到進一步優化，在規范中的成長空間由此被打開。
其次，對于促進民間融資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實現二者共生共榮有積極作用。促進金融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的關鍵，是建立起資金與實體經濟聯系的通道，建立起服務小微企業的長效機制。近年來，雖然也有部分民間資本流向實體經濟，但由于投資渠道缺乏且規范性不夠，有相當規模的資金流向了虛擬經濟自我循環、小宗商品炒作和房地產等國家重點調控產業，既降低了調控效果、擾亂了價格秩序，也積聚了系統性風險。此次溫州試驗區的獲批，在組織形式創新、投資渠道拓寬、服務小微企業安排等方面，都有了專門規劃，既可確保民間資本在獲取適當收益下規范發展，也可提高實體經濟獲得資金的便利性，進而利于二者共生共榮的實現。
第三，這對于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也具有重要意義。去年，在內蒙古、浙江等地出現區域性金融風險苗頭，對本地區乃至整個金融體系運行都造成一定負面影響。而且，隨著規模不斷增長和資金供求矛盾持續加劇，民間金融在風險事件出現后對經濟體系的破壞力也將增大，甚至可能對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這一底線造成沖擊。因此，試驗區獲批意味著此前缺乏有效監管的民間資本，正式由“地下暗流”變為“地上活水”，其運作透明度和規范化由此提高，對于提高監管有效性和風險管理能力等都大有裨益。
溫州試驗區的設立，是推動民間金融規范發展邁出的一大步。當然，這并非所有“痼疾”一朝而解。對于民間金融的規范發展，我們還有相當一段路要走，一大步改革后還需幾小步措施去完善。
一是要審慎關注可能的資金大規模流出問題。實踐一再證明，資金大規模流動有損經濟運行根基。我國之所以遲遲未開放資本賬戶，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在此次試驗區中，其中一條措施是允許個人境外直接投資。雖然這拓寬了民間資本投資渠道，也能減輕境內外匯儲備較多的壓力，但也要警惕境內資金借助這一通道大規模外流。因此，需要在資金監控、對社會影響、安全性等方面進一步作出適當安排。
二是開放國內渠道可能比開放國際渠道更有必要。民間資本直接投向境外需要較高的風險管理能力和完善的國家保護政策，這都會制約其走出去的積極性。因此，更有利且更易操作的舉措，或許是放開對國內部分行業的民間資本進入的限制。也即采取實質措施鼓勵民間金融進入基礎性和公益性投資領域，而不僅僅將其限制在競爭性領域中。這一舉措既能有效解決相應領域資金不足的現狀，也能發揮“鲇魚效應”，刺激國有資本投資效率的提高。
三是關注小額貸款公司轉為村鎮銀行后的貨幣創造效應。此次試點中提出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制為村鎮銀行。根據銀監會2007年發布的《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依法成立的村鎮銀行可以吸收公眾存款和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貸款，與傳統商業銀行并無本質區別。小額貸款公司因不具備吸收存款功能，實質上是資金在不同存款主體間的轉移，不會產生貨幣創造效應。但其轉變為銀行后，功能的改變使其產生了貨幣創造效應。因此，需要關注這一效應，既要納入統計范圍，又要監測其對貨幣環境造成的影響，在當前通脹壓力并未有效緩解的背景下更應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