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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信托業在缺乏信托傳統的約束下，基本的信托制度紅利已逐漸消失殆盡。只是，今年以來無論是叫停新的信托產品，還是隨著房地產信托集中兌付期到來個別信托產品出現風險的話題，或是對新公布的信托公司監管評級結果的討論，關注焦點還停留在信托業務層面，而筆者認為，制定正確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引導,加強制度上的頂層設計，讓制度安排與政策環境和監管環境相容,才是信托業穩健規范發展的根本前提。
近日，信托公司2010年的行業監管評級剛剛出爐。暫且不論其結果合理性如何，其時效性早已大打折扣，畢竟2011年信托行業又獲得了超越以往的飛速發展。
對于信托公司來說，行業內存在兩個層面的評級，一個層面是監管機構對信托公司每年更新一次的監管評級，而在今年凈資本動態監管的大環境下，這個監管評級越來越具有實質性作用；而另一層面，很多銀行在內部對與之合作的信托公司也實行評級，這個評級結果對信托公司的實際影響越來越大。銀行在選擇主要合作信托公司時非常看重監管機構的評級，但是，這個監管評級正逐漸失去其原本的意義，因為在各方的博弈下，“能上不能下”的現象越來越突出，其結果是一些市場化程度高、業務能力強的信托公司評級偏低，而有些業務能力偏弱的信托公司則可獲得高評級。這充分說明了這一制度的滯后和設計缺陷。
而由地產信托風險的凸顯以及銀信合作業務的規范所引起的建立信托登記制度的又一輪熱議，也凸顯了當下信托業在某些產品風險暴露之后缺乏制度上的解決辦法。一項信托計劃在依法成立后，信托財產即從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的自有財產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運作的財產。這是信托制度的核心內容，也是信托得以安全運行的根本。為了實現信托財產的這一獨立特性，各國除規范信托基本法律關系外，均配套以專戶管理、信托登記等制度。可以說，信托登記等配套制度是信托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從根本上減小信托風險的重要環節。雖然監管部門一直在強調信托登記制度的重要性，監管機構的人士去年4月就說，一個范圍涵蓋全國的信托登記中心有望很快在上海設立。但卻遲遲沒有下文，不能不說，我國的信托制度在頂層設計方面出了問題。
信托作為一種極具特色、靈活自由的財產管理方式，歷經數個世紀的演變與傳播，已成為一種橫跨不同法系、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世界性制度。信托業在我國的發展迄今也已逾百年，但歷經波折，直到
1978
年，才在改革開放的春風沐浴之下恢復，并嘗試性地踏上了產業化發展之路。但令人遺憾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信托業與“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本源漸行漸遠，并時常弱化和沖擊著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由此招致了三番五次的行業性清理整頓，加之呈現出來的“邊緣化”弱勢狀況，社會各界對信托業逐步產生了諸多疑問，久而久之成為嚴重困擾和制約信托業穩健規范發展的全局性重大問題。
我國信托業發展的這30年，也是我國金融機制市場化的30年。而金融市場化的變動和發展，在信托業具體表現在信托功能演變所導致的業務經營變化和信托業管理制度的變動上。問題是，在金融市場化的進程中，管理當局對信托業的制度供給并不能迅速與金融市場化的進程相匹配，致使信托功能轉變、業務創新與信托業監管不斷發生碰撞與摩擦。也就是說，信托業的順利轉型與業務發展受到滯后且乏力的金融管理制度的約束與掣肘，信托業的發展因此大起大落。在金融體系日臻完善、金融機構專業化分工逐步加強的背景下，信托業憑借制度優勢參與市場競爭，資產管理功能優勢得到凸顯。與此同時，信托業擔負的融資功能、投資功能和改革試點功能雖仍是重要職能，卻呈現不斷弱化之勢。
在金融市場化背景下，信托功能轉型趨勢需要管理當局的政策配合，管理制度供給順應信托業發展脈絡、符合其內在的路徑依賴和動力機制，無疑將引導信托功能的正確定位并為信托業的健康快速發展提供制度支持。
信托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不在于與銀行等金融行業相類似的融資功能,
也并非所謂橫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產業市場的靈活彈性投資,
而是在體現信托制度及其法理特許價值和比較優勢之上的創新。這就需要監管決策機構在制度的頂層設計上給予信托業更大力度、更深層次的支持。只有在完善的頂層制度設計的基礎上，走專業化經營之路,
形成行業多元化與個體公司專業化并存的互動格局, 最終才能把信托業的理論和制度優勢轉化為現實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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