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問題日益明顯，“用工荒”現象時有發生，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同時也在削弱著我國企業的競爭力。白領職員薪金逐漸上漲已經讓一些外企吃不消，聘用既有經驗又會說英文的工程師和經理人越來越難，留住這些優質員工的成本也愈發昂貴。制造業更不必說，成本的上升逼迫許多工廠從沿海地區搬遷到內陸地區，有些甚至將其多數勞動密集型業務搬遷至越南等國家。
大多數人認為，我國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優勢漸行漸遠值得警惕。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對我國人力成本上升的問題比較樂觀。他在新德里召開的“中國與印度：持續的高質量增長”討論會上表示：“我的觀點是不要低估中國制造業持久的比較優勢，更不要得出‘中國制造沒戲了’的輕率結論。在生產率較快提高的前提下，工資上升不但不會喪失市場競爭力，反而可以讓國內市場變得越來越厚實，成為培育較高品質中國制造能力的一個規模極其巨大的溫床。”在周其仁看來，雖然中國的人力成本在上升，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彌補其對企業競爭力的削弱，而且工資的提高也使民眾的消費能力增強，這有助于經濟的內生增長。
如果勞動生產率提高這個前提成立，周其仁教授的判斷當然不錯，但恰恰這個前提并不容易滿足。發展中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時，經濟發展模式自然從勞動力密集型轉變為資本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但反觀當前的中國，人力成本的上升主要由人口老齡化和城市化減速等供給因素導致，而同時在經濟市場化改革停步不前的背景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十分有限。這使得人力成本上升的沖擊在短期內難以抵消。
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已是大勢所趨。在此背景下，要彌補人力成本上升造成的負面影響，只有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提高勞動生產率也是有前提的：一是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不過要實現這個系統目標，需要時間；二是更高質量的勞動力供給，這有賴于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但中國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遠遠跟不上形勢；三是市場制度和政府服務環境的改善，近年這方面的不足愈來愈突出；四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當前以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抑制了金融資源的更有效配置。
總之，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四個前提在短期內難以滿足，我國企業成本激增的壁壘一時還難以跨越，在短期之內，“中國制造”難以跨過成本激增的壁壘，由成本上漲導致的投資轉移恐怕還會不斷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