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國GDP增長目標由多年來的8%下調為7.5%，此事引起很大反響。為什么要做這種下調？經濟界有許多解讀，而當前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中國經濟平緩增長的趨勢是如何形成，主動調控速度又意欲何為？
對于中國經濟的前景，從現實經濟增長因素中大致可以有所推斷。2011年我國GDP增長中，資本形成的貢獻率是54.2%，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51.6%，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5.8%。這些數據表明中國出口減速、投資減速而消費平穩。
從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情況看，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的外部依賴性高，受全球經濟影響深。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和貿易發展速度急劇放緩，對中國經濟增速影響明顯。而據世界銀行對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的預測，該機構已從去年6月的3.6%調低至2.5%，2013年增速估計為3.1%。這樣的趨勢將對今明兩年的凈出口構成壓力。
從投資需求看，繼續擴大投資規模也有很多制約因素，投資效率不會很好。投資需求大致可分為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政府投資的主要領域在基礎設施。經過20多年的大規模發展，我國以高速公路為代表的基礎設施狀況已經有了極大改善，而金融危機后又實施了4萬億元的刺激計劃，再期望基礎設施有更大的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是不現實的。
數據顯示，各級政府以基礎設施為主的投資，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從2008年的15.1%，快速增長到2009年的33.3%，而2010年跌落到19.5%，2011年又進一步跌至16.1%。表明基礎設施投資對全社會固定資產增長的貢獻已大為下降。而另一方面民間投資由于缺乏體制創新和技術創新，有效的投資機會也不多，民間投資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投資風險高，投資動力并不足。
從消費內需看，近年來我們強調經濟發展要更多地依靠內需，特別是依靠消費增長來實現持久發展，但消費的增長不是短期可以迅速實現的，必須憑借經濟社會的深層改革。
從以往情況看，投資率偏高，消費率偏低，這一經濟增長結構的深層問題是國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政府財政、企業收入與居民收入在結構和增長速度上都不合理。數據顯示，財政收入增速通常是GDP的兩倍以上。如，“十一五”期間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1%，同期GDP年均增長只有11.2%，而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只有GDP增速的2/3左右。這樣的分配結構不利于居民消費的啟動。
而居民收入不僅增長滯后，同時在地區間、行業間、特別是城鄉之間的差距總體上還在擴大。農村居民收入低下且增長速度低于城市居民。這種分配結構上的扭曲，降低了全社會的消費意愿。另外，收入差距擴大既有違社會公平，又削弱了經濟動力。
從以上三方面看，政府把今年經濟增長的目標適當放低，是出于經濟現實的考量。同時，長期保持過高增速，經濟在過熱環境下運行，需求膨脹，產能過剩，通脹預期加重，資源消耗透支，生態環境惡化，經濟結構失衡，增長質量肯定不高。所以說，將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適度放低，既是客觀趨勢，也是主觀愿望。
今年把增速目標調低到7.5%，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尋求高質量的增長，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擺脫過度依賴資源和對環境的影響，走上一條節約資源降低能耗、保護生態環境的道路。
主動調低增長速度目的是為了結構調整。然而，要清醒地認識到，增長速度降下來了不等于結構調整就自然能實現。因為調低速度相對容易和簡單一些，而結構調整則艱巨復雜。降低目標是運用調控速度的辦法調控經濟，而調整結構是運用優化結構的辦法來調控經濟，二者不可相互替代，也不難以一舉兩得。因為經濟結構的調整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其調整過程可以先易后難、由治標到治本。
一是在堅持“穩中求進”的總體框架下將貨幣政策適時進行前瞻性微調。經濟增長目標預設在7.5%，通貨膨脹預期不再突出，為貨幣政策調控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間。現在，廣義貨幣的預期增長率14%，比2011年的16%目標有所收緊，但相對于2011年13.6%的實際增長速度，這樣的預期增長率體現的是中性原則。
而去年底以來央行兩次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之后，現在的實際存款準備金率仍然顯得過高。據此預期，今年仍有多次下調的機會。而貨幣政策在未來一段時期應該由穩健向適度寬松發展。穩健加適度寬松與微調，將是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必要貨幣環境，也有利于結構調整。
這里需要強調一點，通常人們把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合而為一，稱作貨幣信貸政策，其實那是有差別的。貨幣政策主要是總量政策，而信貸政策兼具總量和結構雙重性，信貸政策可以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當前，居民消費價格趨向穩定，信貸政策有空間，可以為經濟平穩增長做出更多貢獻。具體來說，就是要滿足實體經濟的資金需求，特別要加強對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以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
二是要強化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和結構調整中的作用。結構調整僅僅倚重貨幣政策是不夠的。當前總量問題相對于結構問題已不突出，而貨幣政策作用偏重于總量，財政政策側重于結構，所以要更多發揮財政政策調整經濟結構的作用。
從歷史看，我國財政逆周期干預的空間較大，未來相當長時期內這是調控經濟增長和優化結構的主導力量。具體來講，2012年擬安排財政赤字8000億元，其中代發地方債2500億元；財政支出預算14.1%的增幅，也高于2011年11.9%的安排。
從上次刺激計劃看，主要投向“鐵公機”（鐵路、公路、機場）等建設項目。當前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根據結構調整要求重新審視投資方向，要更多投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農村水利建設以及戰略性新型產業，加快資源要素改革的財稅補貼，以及重點實施結構性減稅。通過這些方面財政調整來充實薄弱環節，促進經濟結構調整。長期看，財政要逐步退出經營性、競爭性領域，轉向主要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
三是必須實施富有遠見的優化結構的產業政策。結構調整僅僅倚重宏觀調控是不夠的。宏觀調控主要是短期的需求調節。解決我國經濟增長與結構優化問題，要有科學有效的產業政策的引領。當然，產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須借助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實現，但產業政策有其自身的理論和政策體系。要通過產業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找到有效的結構調整手段。
擇其要者有：堅持創新驅動，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推動重大技術突破，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兼并重組，注重增強實體經濟的核心競爭力；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淘汰落后產能；加快重點能源基地建設，積極有序發展新能源；發展現代服務業，營造良好政策體制環境；建立公平、規范、透明的行業準入標準，等等。
四是穩步推進發展模式和經濟體制的轉型。從根本上說，結構調整僅僅倚重宏觀政策和產業政策仍然是不夠的。實現結構調整關鍵是實現經濟的自主增長，依靠經濟自主增長實現結構調整和自然優化。
我國經濟增長正在經歷從政策刺激到促進自主增長的轉變。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在經濟發展初期或工業化中期之前有它的必然和合理之處，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深和市場化改革的深入，長期依靠政府行政力量配置資源，難以有效適應日益復雜的社會需求。政府的角色需要轉換，方向是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提供公共產品。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市場機制是配置資源的比較有效的方式，是結構調整的基本手段。它能夠較好地保證資源從效率較低的地區、部門和企業流向較高的地區、部門和企業。凡是市場能夠辦到的要讓市場去辦，無需政府越俎代庖；市場辦不到或辦不好的事情再由政府去辦，這是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原則。
上述四個方面是實現結構調整的基本原則和遞進過程。長期和短期結合，治標與治本并舉。以經濟自主性增長輔之調控政策，實現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下的長期平穩較快增長。
（趙寬，交銀康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王辰，交通銀行發展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