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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3·15”，昨天又是“3·15”。每到3月15日，消費者總是期待媒體、政府為自己維權，討回公道。于是，消費者維權，不知不覺成了“被維權”。
的確，消費者個人向大企業叫板，無論是時間、財力，還是專業知識上，都處于劣勢。以央視曝光的克萊斯勒4S店虛報汽車配置案為例，2010年1月，北京消費者董先生在中進道達汽車銷售4S店里，以高出“運動版”3萬元的高價，購買了一輛Jeep指南者“限量版”。當時店方宣稱，“限量版”價格貴，在于它有“前排座椅輔助側氣囊”等兩項配置。但董先生購車后，發現車上根本沒有這兩項配置。
董先生要求裝上這些配置，店家拒絕；董先生要求換車，店家還是拒絕。于是，董先生狀告4S店欺詐。官司打了兩年，董先生實在拖不起，無奈與店家和解，接受6萬元補償。
這樣的消費者維權困境，相當普遍。傳統的民法調整的是“平等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但進入工業化時代之后，消費者與銷售商之間的地位，就不再“平等”了，所以過去一百多年時間里，各國消費者開展了形形色色的抗爭，通過立法、消費者維權組織、公益訴訟等方式，將向商家傾斜的天平撥正。1984年，中國消費者協會成立。以1994年施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標志，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正式拉開序幕。
消法著名的第49條規定：受到欺詐的消費者有權要求“退一賠一”。其立法目的是設置一個激勵民間維權的法律機制，以扭轉消費者所處的劣勢。但近年來“退一賠一”的尚方寶劍，卻越來越難以發揮作用。
去年9月，一名外地男子帶著公證員，在南京一家煙酒店買了五箱假茅臺，經鑒定確為假酒。該男子要求“退一賠一”，遭拒后告上法院。但販假酒的老板辯稱：該男子購酒的目的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打假，不能適用消法。販假的老板，出于自保的目的這么辯解還好理解，奇怪的是不少地方的消協、工商部門、法院，也對消法做機械解釋，認定“專業買假人”購買假貨的舉動是為自己謀取利益，“知假買假”不受消法保護。甚至有的法院還把這些人“識別”出來，把案子弄成“撤訴”。南京這起假茅臺案，最終是做“撤訴”處理的。
“知假買假”的算不算消費者？參與過《合同法》等重要法律起草的我國民法權威王利明教授多年前就做過權威闡述：消法第49條的懲罰性賠償，可以刺激和鼓勵廣大消費者與不法銷售者作斗爭。他指出，消費者人數眾多，所形成的對假冒偽劣商品的銷售的監督力量是巨大的，這種作用一旦被發揮出來，是任何政府執法部門所不可能具有的。即使是“知假買假”，也是一個消費者自發性主張權利的行為，認可此種行為對社會沒有什么損害，相反，社會會從中受益。
不少地方的職能部門對職業打假、消費者維權的舉動，或是怕出亂子，或是為減少本單位的工作負擔，而人為地“敏感化”了。其實，這只是把矛盾推出門，不是要解決問題，而是深埋問題。一方面，近年來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日益突出，食藥監、工商、質監等部門工作壓力日益加大，不時“掛一漏萬”，導致食品安全事故發生。另一方面，食品安全、商品質量與億萬計的消費者自身利益息息相關，他們有動力監督生產商、銷售商。
關鍵在于，要由政府設計便捷通暢的維權渠道。《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退一賠一”，《食品安全法》規定的“退一賠十”，都是有效啟動民間監督力量的機制。但個別部門出于不必要的顧慮，擔心消費者維權運動演變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對消費者的集體維權、集團訴訟之舉杞人憂天。
缺乏靈活的消費者維權團體，在大規模商品缺陷事件中集團訴訟難以啟動，這造成中國的消費者總處于“被維權”的困境中，難以形成合力向壟斷國企說不，難以震懾無良商家。這也導致更多的商品監管責任壓到職能部門的肩頭。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要讓今后的“3·15”不再成為消費者的“被維權日”，就要放手發揮消費者的主動性，放手讓消費者主動維權，以發達的民間組織、公益訴訟，形成對于商家的有效震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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