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市改造，不純粹只是經濟問題，同時也包含了一道略富哲學意味的命題，即為什么要發展市場？又該怎樣發展？簡概而言，這涉及發展價值觀的評價與塑造。此一層面工作，乃全部改造之重中之重，處理得當與否，取決于我們能否把眼光放得長遠。利益關聯主體（例如開發商們），更宜明白此中至理，誰盡快開悟，便抓住了機會，先一步脫胎換骨。
發展之為發展，在人而不在物。故歸宗于民生，應是一切事業的根本。脫離此點，誤將片面無基礎的追求市場效率與速度當作目標，自是南轅北轍。看數據，即便在去年那樣低迷的形勢下，賣地收入所得仍有3萬多億之巨，不能不說在名義的市場效率上我們走得過遠了。而這樣一種發展，實則表里兩面，就算一時得到的，也不一定長久，就像一筆拆東補西的賬目，終有一天要我們連本帶利都補繳出去的。綜觀人類歷史，沒有靠炒一炒房地產就可以把經濟發展上去、把市場建設好的事例。
樓市調控，就是要更改很多一度被視作理所應當的卻又明顯干擾經濟發展的觀點，眼下調控已觸及了實質層面，反彈情緒便尤其厲害。不是已有人創造性地搬出聯合國人權宣言來反證當前保障政策的過頭了么？某些經濟學者也在一旁搖旗助勢，說什么這樣的嚴厲調控豈不妨礙了社會生產力提高，不鼓勵大家創造財富云云。此種反應實可料到，一方面它既表明調控已大有收效，一方面亦反映原有觀念仍保留著強大慣性，一部分人只習慣局限在狹隘格局里看待問題。這里就有兩種不同價值取向的激烈碰撞：我們的發展，究竟是要竭澤而漁誅求凈盡，還是應固本培元細水長流？不同的決定，指導著不同的行為與邏輯，搞反了方向，恐要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指責調控將引發社會創造力倒退的觀點，猶如從前批評最低工資和勞動合同法的人一樣，乃是站在了現實的對立面。今天來看，最低工資和勞動合同法養懶人的偏見已不攻自破，那么多地方在鬧用工荒，若人人安于現狀，何來出大價錢也找不到工人的奇怪現象？可記得房價居高不下之時，開發商常說政府沒有搞好保障，如今形勢一步步在改變，保障房建設比例大增，卻又說政府保障過度。如此反復無常，不足以說明此類言論持有雙重標準嗎？
樓市調結構、大力建設保障房，乃厚培國本之策。一個社會若得不到最大的保障面覆蓋與權益維護，我們很難想象每一社會主體有多少動力去發動生產力為增進社會財富奮身拼取。個人有動力，則市場有動力，個人有希望，則社會有希望。這一層意思，再淺顯不過。宏觀調控，無非是要將這一組關系盡悉激發。
可以看到，擺在我們面前的路只有兩條：要么任由大家放開手腳炒買，等待泡沫破滅；要么主動把價格降下來，把結構調到位。究竟哪一條路可接受，不是已經非常清楚了嗎？
說到底，抱怨樓市調控的人，是接受不了短期和現期的利益損失，而無意真切地從整個國家的處境來思考問題，或將自身利益納入整個大局當中來統一探究。
市場經濟承認私利，但更主要的地方在其能于運作過程中達成私利與公利的相協互促，也可以這么說，市場經濟并非有私無公。樓市炒買風熾熱，說明私利的成分被過度放大，這樣的市場是不會有救的，因為就連利益關聯主體起碼的一點反思能力都被因為這種不正常力量所遮藪或奪走，又如何要求他們從小我與大我的結合處冷靜著眼設想？眼中但有一利字，則其他所有觀念為之讓路，此可概括開發商一個群體的大致面貌。可是實在地說，通過無度追逐把經濟和社會都搞垮了，看不出這對他們能有什么好處。
市場無出路，多數人無出路，則企業不可能有前途。我們改造樓市，市場參與主體隨此進程也須自覺求提高，主動改變那種有境界、上層次的參與個體寥寥無幾的現狀。唯有認識到此次市場的改造，更多是求發展方式轉變，而這又對所有市場參與者的長遠利益有利，或有可能達成這樣一點共識。因是利多，所以我們的工作才不辭繁瑣而從頭開始做起。而開發商站出來唱反調，是因為他們看不到這調控對于他們有何益處。然而往深處看，這對開發商確實也是一次大好的機會。試想一想，宏觀調控整肅了市場環境與秩序，排斥了炒資不必要的干擾，重新修復了價格杠桿，由此創造出不少實際需求，難道不是開發商一次難有的做好、做大、做強的契機？
雖說在市場改造過程中的困迫在所難免，卻也是對能力與實力的全面考驗，成功過關的，留下來的，得到了鍛造提升的，必然都是贏家，都是綜合素質過硬的市場參與主體。對調控滿懷抗拒，滿腹怨言，只能說明這樣的企業太虛弱，經受不住實踐的摔打。本身即靠投機取巧蒙混立足，最終接受不了檢驗。在本次調控中出局的那些主體，大致不出此類。這樣的企業，淘汰得愈多愈好。這樣失序的市場，遲早要出大亂子，欠缺的恰是一次否定。
此時，有底氣、大視野的企業，能挺身而立勇于擔當，則是市場之福，經濟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