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盛集團總裁奧尼爾曾在倫敦《金融時報》撰文，認為2012年世界經濟風險在于中國經濟能否實現軟著陸。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稍有了解者肯定對關于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爭論有印象。
我們將中日兩國經濟發展階段相似時期的現象進行比較，力圖得出有意義的結論。
據了解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的房地產價格也是飛漲。據日本1965年出版的《建設白書》統計，以1955年為基數
100計算，到了1964年日本全國市街地價價格指數為726，即這一時期日本全國地價漲了6．26倍，同期日本全國批發物價累計僅漲3．6％。如果考慮到以日本東京、大阪為代表的一線大城市情況，其地價漲幅肯定更加驚人，粗略估計遠遠超過今天我國北京、上海等一線大城市近五年的上漲水平。但當時卻沒有人提出日本房地產存在泡沫。因為當時日本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人們收入也同步大幅增加，消化了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影響。
據日本政府統計，1955年—1960年日本經濟年均實際增長9．7％，1960年—1970年日本經濟年均實際增長11．6％，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國民也實現了收入倍增計劃。日本經濟從1951年至1973年是高速增長年份，前后持續22年。而我國經濟從1978年至今已經持續高速增長33年，這一時期國民收入也實現了多倍增長。對比日本情況，我國國民有可能消化房價上漲的影響，初步分析我國房地產應該基本不存在泡沫，至少應該不存在全國性泡沫。現實情況是，從2000年起我國大量建設住宅，各地房價上漲起步年份不同，上漲速度時快時慢，2005年以后確實存在上漲過快現象。
首先，我國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房地產市場。我國各地房地產上漲時間、速度、幅度的不同，以及人口居住不能實現自由流動等事實，說明我國還沒有實現全國性統一的房地產市場，更談不上全國性房地產泡沫化，因此與美日歐等發達國家房地產泡沫化現象不可同日而語。
其次，我國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經濟體。計劃經濟的典型問題就是供應短缺，上世紀八十年代鋼材漲價、九十年代彩電漲價是否存在泡沫？顯然這是商品或要素進入市場初期由于供應不足造成的價格飛漲，不是泡沫。同樣，我國房地產改革從1998年起步，住宅商品化不過才經歷12年短暫的歷史階段，土地要素價格也是隨著房產開始進入市場，初期階段也必然會像八十年代鋼材、九十年代彩電一樣價格飛漲。發達國家的土地、房產進入市場已經有幾百年歷史，比初期價格上漲數以百倍計，我們幾曾見過發達國家把經濟發展初期階段緊缺商品價格上漲稱之為泡沫？即便現在高科技新產品上市初期也是達到很高的價格水平，只有市場供應充足時才出現回落。
其三，中日一線城市人口數量對比。我國北京、上海常住人口是東京的兩倍以上，但東京高速發展時期集中了日本全國人口的10％，北京、上海到目前為止各自集中的人口占全國2％多，還存在大量人口等候進入，這形成房地產漲價的強烈勢能，表明市場上有極大的現實需求。在有現實需求情況下，市場價格話語權掌握在供應方手里，這是市場經濟規律。日本東京地價遠高于其他地方，所以，我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價上漲過快、高出其他地方也是必然趨勢，且考慮到我國一線大城市的戶口制約，人口集中化發展趨勢還將支撐北京、上海等地的房地產價格上漲。
最后，從購買力角度分析。高房價有高收入者購買力支撐，他們大多不需要貸款，或者是償債能力極強，因而向高收入消費者供應高價房，這不是泡沫，而是現實市場高檔化分化發展的真實反映。我們需要區別對待收入的差距與房地產高中低結構分化發展是市場供需決定的事實，高收入者購買高價房如果可以實現供需平衡，就不是泡沫。
既然不存在房地產泡沫，如何理解我國政府一再采取措施調控房價？我認為，在某個時間段，例如2009年至2010年上半年，我國房價上漲確實過快，存在高房價、缺少對應高品質房地產、高價房供應偏多等問題，其帶來的市場風險、負面效果已經足以讓人聯想到美國、日本房地產泡沫的危機，所以，我國政府由初期提出防止“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抑制過快上漲”，到后期才逐步加碼至目前的嚴厲水平。換句話說，政府有能力控制房價上漲，政府可以視經濟實際增長水平高低進行適時調整，可以打壓也可以適當放緩打壓力度，達到調節經濟增長處于適當水平的目的。至此，已經不需要解釋我國經濟2012年不會硬著陸的原因了，因為政府掌握有“溫度調控器”。此外房地產價格飛漲還會導致貧富差距拉大，從穩定的政治需要出發，適當控制房價過快上漲和增加保障房供應是雙管齊下解決問題的重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