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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程度上，“歐債”就是歐洲的“福利國家制度”寅吃卯糧，拖累了經濟，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定式。但事實真相究竟如何？我們不妨就二戰以后歐洲福利國家的建立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來進行分析：
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歐國家以“福利國家”的名義，確立了勞方、資方和政府在社會分配方面的“社會契約”，并導致了后來將近30年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福利國家政策最大的收獲是在西歐社會的階層結構中，培育出龐大的中產階級，形成了“橄欖型社會”。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非殖民化”浪潮，逐漸地打破了國際上的力量均勢。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拉開了國際力量“重新洗牌”的序幕，石油從每桶3美元漲到13美元再漲到39美元，就使西方國家的經濟陷入了“滯脹”的不景氣。
與此同時，環境保護主義和消費者運動也發展起來了。前者要求對自然環境進行保存、恢復和改善，防治污染和恰當地利用土地，等等；后者涉及保護消費者人身健康與安全，公平交易和消費環境的改善，等等。所有這些社會脈絡的深刻變化，對資本而言，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生產成本的急劇增長。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西歐的資本就開始為攫取更大的超額利潤而“出逃”。到上世紀80年代以后，逐漸成形的“全球化”更使西方資本獲得了“超級自由”——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世界上任意往來。然而，政府的權力仍要受到主權范圍的嚴格限制，勞動的權利則仍然被封鎖在國境線之內，這就打破了福利國家的政府、勞動和資本三方在社會分配上曾經達成的相互制衡、趨于公平的均勢。其結果是，西歐乃至歐盟原本強大的制造業幾乎全軍覆沒，這又造成了大量的失業和非正規就業，最終使中產階級面臨崩潰。
資本的出走和制造業的覆沒，也給歐盟帶來了好處，這就是環境好轉的“紅利”。歐盟占領了“環境保護”的道德高地，對從西方出逃的資本在發展中國家造成的環境問題大加撻伐。同時，變魔術似地玩起了金融及其衍生品，玩到極品，就成了用現代科學和社會科學概念掩蓋下的“老鼠會”。
更為嚴重的是，這些花招其實無助于解決愈演愈烈的失業問題，深深地傷害到了歐洲經濟。一些歐洲國家被迫借債度日。然而債上加債，終究會使資金鏈斷裂，這就導致了“歐債”問題。
綜上所述，“歐債”的本質是資本出走，并終結了通常意義上的制造業，因此造成大量失業。包括養老保險在內的歐洲福利制度的困境，不僅是人口老齡化造成的，而且與失業劇增相關。從社會福利的角度看，失業者不但失去了繼續繳費的能力，同時變成了需要福利制度庇護的對象。
所以，并非社會福利拖累了經濟，而是經濟不景氣使福利難以為繼。要解決失業問題，必須恢復制造業。但制造業一定會帶來某種程度的環境問題，這會使歐盟近30多年來掙得的“環境紅利”盡失——歐洲正處于這樣一個“兩難”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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