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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人類的資源寶庫，充分利用海洋的潛能是每一個瀕海國家都密切關注的長遠戰略。中央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著重提出了中國制訂和實施海洋發展戰略、發展海洋經濟，提高海洋開發、控制、綜合管理能力的新要求，這足以顯示國家非常重視海洋經濟的發展。在當下世界各國海洋經濟發展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我們做好海洋經濟發展戰略規劃顯得異常重要而緊迫，需要從多種維度來思考中國海洋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規劃。
從全球角度看，盡管中國陸地幅員廣闊，已探明或未探明的戰略性資源儲備豐富，但作為一個半開放的瀕海大國，這些珍貴的陸地資源相對我們日益增長的能源資源消耗量而言，其實是相當有限的。已探明的石油、煤炭、天然氣等資源在幾代人之內很可能就會消耗殆盡。但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國家的崛起和強大卻是一個長期而漫長的過程，很難想象未來國家發展一旦遭遇可預見或不可預見的困難之時，如果我們陸地內部的戰略資源也不敷使用，國家強盛、民族復興的偉業很可能會就此遭遇瓶頸：因為歷史經驗一再表明，在國家發展到最關鍵的經濟社會轉折點時，往往也是其它國家的外援(如進口戰略性能源資源等)最靠不住之時，真正靠得住的還是我們自己自力更生。過早、過快地耗竭我們陸地的寶貴資源，會為將來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埋下隱患。因此，早一日充分開發海洋經濟以及利用海洋戰略資源，我們的發展就早主動；晚開發，則被動。可以說，現階段“十二五”關于海洋經濟發展的戰略規劃的出臺可謂正當其時，它因應了國家向海洋經濟進軍的現實和長遠需求。
從產業角度看，中國的工業現代化發展還必須依靠大量石化資源。當陸地上的煤，石油等戰略性資源損耗殆盡的時候，海洋必然成為國家工業化進一步發展的重要能源資源基礎。當下，正是我國的資源戰略路線從陸地轉移到海洋的過渡階段，明確海洋能源資源對推動工業化的重要性和實際高效開發利用海洋能源資源之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特別需要相關企業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人力實行海洋開發，相關研究部門也需要腳踏實地進行前瞻性的海洋科技研發以配合企業的技術人才需求，才能實現高效利用海洋經濟的目標。如果沒有這些企業和科技部門的通力合作、具體實施，我們的工業化還是只能“望洋興嘆”。現階段，最困擾我國海洋能源和石化開發產業的瓶頸是人才和技術，比如，2007年在中國南海海域發現的可燃冰，它的儲量很大，也許可以在石油、天然氣等傳統化石能源消耗完之后成為工業領域中的主要能源。但是，開采海底可燃冰的技術很不成熟，成本較高，危險性較大，因此，亟須通過培養相關高科技人才、創新海洋資源開發技術才能推動這些新型海洋能源資源的開發，這是從產業上占據海洋開發主導權和制高點的必經之路。
從生態角度看，要想獲得海洋的資源，必須要從生態上保護我們的海洋，這也是十二五規劃中著重強調了的內容。一段時間以來，由于實行工業廢水凈化后排放和禁漁期的嚴格實行等措施，中國的海洋環境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我們不得不提防某些不可預期的事件，像2011年康菲公司的原油泄漏事件，雖然得到遏制，但由于時間拖得較長，這就給海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創傷，也給國家帶來了較大的損失。所以，在開采海洋資源的時候，一定要建立突發事件處理機制，合法合理科學地利用海洋資源，在確保海洋生態環境優化的同時，實現中國海洋經濟事業的科學發展。
從海權角度看，盡管我國是一個擁有漫長海岸線的國家，海洋資源相對豐富，但仍有相當面積的重點海域和臨近國家存在各種各樣的海權爭議。從現今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國正處于從大陸國家向陸海并重國家的轉折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我們需要把尋找資源、開采資源的重心由陸地慢慢轉向海洋，為以后海洋事業的發展打下基礎。著名的“海權論”創立者馬漢先生曾明確指出：“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聯盟，要想成為世界強國，必須首先控制海洋，從而統治世界。如果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除了具有便于進攻的條件之外，又坐落在便于進入公海的通道上，同時還控制著一條世界主要貿易通道，顯然它的地理位置就具有戰略意義。”馬漢的這個觀點在某種程度上非常切合中國這樣一個半瀕海國家向“陸海并重”國家轉變的發展現實：中國南海、東海等海域都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航運、貿易通道，中國成為“陸海并重”國家的要義其實就是要有效控制這些重點海域，讓其為我所用。
顯而易見，中國海洋的資源利用率是和中國海權的強度成正比的。“共同的海域”和目前一些所謂的“有爭議海域”是中國海權戰略拓展的重點。特別是，目前我國同某些東南亞及日本等國家還有很多棘手的海洋權益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一旦海洋資源成為主要的資源來源，航運貿易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動脈，那么我國同那些有海權爭議問題的國家的矛盾就容易被激化，到那時，問題會更難解決。因此，盡早地以大國實力為后盾，并以大國智慧處理海洋爭端、維護我國的海權，將有利于中國長遠的海洋經濟事業拓展。我們也期待著海洋經濟這一宏圖偉業能夠為今后國家的發展做出巨大而持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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