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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載，溫州立人集團案件的部分債權人向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聯名具狀，要求判令國家賠償近7000萬元。理由是，在長達13年中，立人集團的固定收款地點未曾改變，泰順縣政府及泰順縣公安局不但沒有制止，一些領導干部還參與集資云云。
此案戲劇性的演變反映了現實的困惑。長期以來，金融業都是國家資本壟斷行業，實行嚴格的準入制度。民間金融則長期游走在灰色地帶，徘徊在“法與非法”、“罪與非罪”的邊緣。
民間金融就像一個沒有出生證明的野孩子，在市場里自行瘋狂生長。經濟形勢好的時候，民間金融能自行運轉，則你好我好，監管者睜只眼閉只眼；一旦經濟處于下降周期，問題畢露風險爆發，涉案者往往被貼上“違法”標簽，甚至上升到刑律層面。這種簡單的“平時誰都不管，出事一抓了之”的行政化處理方式，極易引發輿論的爭議，從早期的孫大午案到最近的吳英案，概莫如此。而這種人為的金融二元結構，又為掌握資源者提供了尋租空間。在眾多的集資案中，我們不難發現部分官員或銀行內部人士的身影，他們的分子錢往往先知先覺，進退自如。這就難怪立人等案件債權人要找地方政府理論了。
改革開放30余年，我國民營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目前民營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已經達到65%以上，上繳稅收占比超過50％，提供了全國80％多的城鎮就業崗位。但在國有金融壟斷局面下，民企金融服務需求遠遠得不到滿足，截至2009年年底，全國中小企業貸款余額14．43萬億，僅占當年全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36％。
一方面是金融服務對民企尤其是小微企業不到位，另一方面充裕的民間資本使得民間信用有可能在尚未獲得合法性地位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強烈逐利性動機而得以支撐。在這種背景下，民間金融這個“野孩子”瘋狂生長，央行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2010年民間借貸資金存量就已超過2.4萬億元，而市場普遍的估計應在8萬億之上。
市場“拾遺補缺”的力量讓民間金融做大，體量龐大無序發展的民間金融已成為管理層不能承受之重。某種意義上，甚至已經別無選擇，因為只有為民間金融正名，給這個“野孩子”身份證明，才談得上所謂“規范、發展”的可能。
如給民間金融補辦“準生證”，厘清民間借貸等行為的模糊地帶，弄清楚民間金融的安全邊界,并從法理層面提供支持，是必須的。
值得注意的是，監管部門對于民間借貸的態度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主題為“加強民事審判，切實保障民生”的通知，內文明確要求各級法院要“妥善審理民間借貸案件，維護合法有序的民間借貸關系”。有關專家認為，《通知》對于民間借貸要保護的表態其實是有條件的，并不是絕對的。比如民間的借貸究竟是為了個人揮霍，或者是傳銷性質的，或者是資本運作，還是為了實體經濟發展，最高法并沒有一概而論，而是有區別地對待。
去年11月，央行開口表態為民間借貸定調，承認“民間借貸是正規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補充，具有制度層面的合法性”。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近日發布報告認為，當前民間借貸法律規制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一方面由于民間借貸的相關立法滯后于社會實踐，相關法律規則散見于《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法律法規中，暴露出零散化缺陷；另一方面，民間借貸市場監管缺位，其法律地位陷入尷尬境地。報告建議應盡快出臺《放貸人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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