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仍在探索之中，而這種探索最好的試驗場所就在地方。當前應當大膽放權，把大量經濟立法的權限下放到省市區級政府，讓各地政府因地制宜推行有效的改革措施，以地方的試驗去化解認識上的分歧，以地方政府間的良性競爭打破利益集團的羈絆。這是重啟改革征程最重要的方略，是唯一能打破改革僵局的機制，也是小平南方談話給予我們的啟示。
國際形勢極為復雜的2012年，我們迎來了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周年紀念。重溫鄧小平南方談話及其后中國加快經濟改革進程的這段歷史，有助于我們勇敢地面對經濟改革的復雜形勢，重啟改革征程，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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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向地方政府放權，化解認識上的分歧，跨越利益集團羈絆 |
經過30多年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已經初具現代市場經濟的雛形。而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蘊藏著各種極其復雜的經濟關系，既需要對經濟進行有效的監管，又需要對監管者實行有效的約束，如何改革，異常復雜，因此出現了大量認識上的分歧。
與此同時，經過了3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的利益格局已經逐步出現了固化的態勢，也就是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進行掣肘的情況，此時重啟改革，也面臨著各種利益的爭斗。
在這種格局下，大膽放權，讓地方政府，尤其是省、市、自治區級政府，為了解決自己的困難和矛盾，因地制宜嘗試改革，能以地方的試驗去化解認識上的分歧，也以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打破利益集團的羈絆。這幾乎是唯一能打破改革僵局的機制，這也是20年前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初衷。
今天的中國，地區差距巨大，中國經濟內部甚至可以折射出全世界不同經濟體的差距。我們既有經濟發達的沿海一帶，其部分地區類似于今天的歐洲甚至美國;也有中等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類似于拉丁美洲和東歐國家;同時，我們也有極其落后的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于非洲。
在經濟發展水平如此參差不齊的情形下，整齊劃一的、一刀切式的改革是非常困難的。比如說，新《勞動合同法》這一改革，經過了幾年的實踐，應該說是不成功的。因為中國的地域如此之廣，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如此之大，而且不同的行業、企業商業模式迥異，在全國范圍內采取劃一的《勞動合同法》，毫無疑問會對經濟的發展帶來阻礙。
相反，應該允許各個地方政府根據自己的經濟發展水平，針對經濟發展中的實際困難，大膽創新，探索新的經濟運行體制，這才是從整體上促進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根本之路。
具體說來，應該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明確規定，把大量經濟立法的權限下放到省、直轄市一級。舉例來說，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就可以由地方立法來決定。有人講，個人、企業所得稅等稅法如果各地不同，就會形成競爭。但事實上，持這種觀點的人忘記了，我們當年在搞經濟特區改革的時候，不就是允許特區免征或者緩征針對資本的稅收，從而推動了特區的經濟發展嗎？而很多年以后，為了招商引資，各地區也實行了不同的資本稅法。勞動力相對于資本流動性更低，對于不同地區的勞動力實行不同的個人所得稅是完全可行的，這既能形成地區間的良性競爭，也能為下一階段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探明思路。
各地區經濟體制的發展，取決于當地經濟制度的社會稟賦，其中既包括百姓的經濟理性水平，也包括地方政府的執行能力和效率，還包括該地區民眾對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之間的相對偏好。百姓的經濟理性水平在不同地區是完全不同的，沿海地區民眾能夠很好地在市場經濟規則下謀求個人的發展，而一些內陸和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很多百姓不完全懂得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理性運行。經濟學教科書所講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完全成立，僅是理論上的假設。
各地政府的執行能力也是完全不同的：沿海某些地區的政府運行效率比較高，公務員素質也相對較高，所以，相對比較復雜的經濟調節機制在此能得以推行;而其他地方政府的運行能力有限，在這些地方實行非常復雜的政府監管機制，效果往往適得其反。
而不同地區百姓的偏好也是不同的，有的地區百姓更加強調公共服務質量，更加強調社會治安，而其他地區的百姓更加強調個人的自由。因此，讓各個地方政府通過當地的人大、政協等公共決策機構，充分討論決定自己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這毫無疑問比在全國統一掛旗推行無差別的經濟體制，相對而言更有助于提升各個地區自身的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水平。
地方政府之間是需要良性競爭的。良性競爭事實上是一種約束機制，讓不同地方政府形成一種壓力，因為不同地區間的比較會讓民眾更好地判斷各地政府的實際運行效率。大幅度的放權，讓地方政府去推行自己的政策，將會形成一種良性的競爭機制。
以中國地方政府目前的運行情況來看，許多民生性的服務、許多針對外來工以及住房等方面的政策具有強烈的可比性。如果一個地方的政府對于外來工的政策和體制改革得相對比較到位，如果一個地區的社會福利搞得比較好，這一地區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就會上升，而它的GDP以及財政收入的水平在一定時間之內就會不斷上漲。這毫無疑問對于現在地方政府的行為是有影響的。
在當前情況下，地方政府往往是靠更好地獲得中央政府的支持來推動經濟發展的，而我們需要的是，地方政府通過自身的改革，吸引各種生產要素流入本地區，從而推動本地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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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尚未形成，地區之間的政府競爭是重要的探索機制 |
有部分學者在談論中國模式，我的觀點是中國模式尚未完全形成，我們到目前為止仍然處在一個探索的過程中。現代市場經濟如何監管，如何處理政府與經濟的關系，政治體制該如何改革，價值觀將如何凝聚，都是未來要形成一個中國模式所必須回答的基本問題。
中國模式如果要形成，必須經過一個探索的過程，而這種探索過程最好的試驗場所就在各個地方政府，應當允許各個地方政府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探索，并將成功模式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推廣。當前討論比較多的“重慶模式”、“廣東模式”，還有北京這樣政府監管比較謹慎的發展格局，這些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和體制哪些比較合適，哪些在全國具有代表性，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結論，是需要各個地方政府發揮創造力繼續探索，需要全國的媒體和學者不斷評判的。所以，大力放權，讓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在經濟管理體制、在對經濟的調控機制等等方面大膽創新，這是最終形成中國發展模式的必要條件。
2012年中國經濟面臨種種困難，這種種困難恰恰帶來了推動改革的良機。而改革的根本一點就是要大力放權，讓地方政府發揮積極性，在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統一、有序的前提下，盡量讓地方政府放開手腳、大膽探索，這是2012年重啟改革進程的必要條件，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