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過去的一年，中央企業不僅各項經濟指標再創新高、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企業改革也取得新突破和新成效，如股份制改革、戰略重組、三項制度改革等。
作為“共和國長子”，中央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中發揮自己的作用，既是責任，也是義務，更應該是表率。關鍵在于，央企在發揮正面積極作用的同時，各種負面消極影響似乎也一直伴隨著企業。特別是壟斷央企，可以說負面新聞不斷，如“團購房”、“天價酒”、“高價燈”以及各種安全生產事故等。也正因為如此，對央企來說，如何在發揮“長子”作用的同時，不再負面新聞纏身，不再讓公眾失望，可能顯得更為重要、更為緊迫。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出路就是改革，即通過改革來轉換企業的經營模式、經營方式，以及改變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角色定位，實現“做優做強”的目標。
從這些年的實際情況看，央企推出的各項改革措施，更多的是滿足于量的擴張，而不是質的變化，更多的是考慮規模的擴大，而不是競爭力的提升。即在現行體制下的“小打小鬧”，始終沒有在體制方面有大的創新與突破。
這幾年，進入世界500強的央企逐年增多，在世界500強中的位次也在不斷前移。但是，與其他500強企業相比，央企除了在規模和壟斷效益方面占有一定優勢之外，在技術、品牌、核心競爭力等方面，有幾個央企能夠與其一決雌雄呢？即便在國內，又有幾個央企能與華為這樣的民營企業相比呢？
要讓央企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真正能夠“做優做強”，就必須突破體制瓶頸，實現體制創新。制度創新，就是要讓央企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雖然從企業性質的角度看，央企也是市場經濟主體，但站在體制角度分析，央企就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了。特別是壟斷央企，行政色彩之濃、行政意味之強，已與“企業”之名大相徑庭了。產生的后果，就是經營不按市場規則辦，管理不按現代企業制度做，造成規模擴張與管理提升不同步、市場拓展與效益提高不互動。不要看這幾年央企的規模擴張很快，效益的提升也很好。實際上，有多少是真正通過市場打拼出來的呢？又有多少是通過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形成的呢？公眾很有數，企業更有數。
可以說，壟斷是央企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最大難題，也是最大障礙。眾所周知，《反壟斷法》早在2008年就已經正式實施了，但是，從實施4年來的情況看，基本屬于擺設。不僅反壟斷之劍沒有真正出鞘過，而且相關的配套措施到現在也沒有露面。如此，反壟斷不僅顯得迫切，而且顯得無奈。反壟斷之劍何時才能真正出鞘，不僅是擺在央企改革面前的一道難題，也是擺在相關職能部門面前的一道難題，更是市場經濟秩序能否真正完善和健全的難題。如果反壟斷問題不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央企的改革也難以承載太多期待，而市場的公平性、公正性也難得到很好體現。所以，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央企能否走出壟斷束縛，找到一條可以突破的通道，對央企“做優做強”十分關鍵。打破壟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關鍵在于要有行動，要有進展。
說到央企改革，還有一個方面的問題不能不提，那就是經營者的選拔和任用。因為，目前的央企在經營者的管理方面，很大程度上走的還是行政套路，即由中央或相關職能部門任免。只要任免制不取消，只要央企經營者的選聘不按市場規則進行，央企就很難走上市場化軌道。基礎管理薄弱、風險防控不力、投資缺乏理性以及“一把手”權力過大、貪污腐敗等方面的問題，就很難解決。要做到這一點，問題顯然不在企業層面，而在決策層和管理層。那么，決策層和管理層能把權力下放，交給市場，交給企業嗎？
這幾年，央企的過度擴張，特別是向地方擴張，不僅給央企自身的發展留下了許多隱患、造成了許多損失，也給民營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央企為什么這么重視擴張速度、重視企業規模，一定程度上，與有關方面推行的改革重組和薪酬考核策略有關。因為，一旦企業規模上去了，所謂的效益提高了，央企經營者的業績也就好看了、薪酬就水漲船高了。實際上，相當一部分央企規模的快速擴張、效益的迅速“提高”，對國民經濟來說，屬換湯不換藥，對企業來說，也是害多利少。相反，企業的競爭動力卻在這種擴張中越來越弱、越來越小。所以，以什么樣的方式鼓勵企業擴張，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和管道擴張，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基本的觀點是，對央企經營者的薪酬考核，應側重于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等方面，而要淡化資產規模和不靠譜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