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內的全球第三次超級產業革命業已取得的先導性技術突破，有可能成為下一輪全球經濟增長周期的內生性動力。而美國依然領先的研發基礎、金融服務優勢以及豐富的新技術產業化經驗，亦有可能使得美國在占據此次超級產業革命制高點的同時，重新切割全球分工與財富版圖。中國既需要在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取得全面突破，更應培育一批能夠引領超級產業革命的企業。
毋庸置疑，全球經濟依然處于二戰以來不確定性最密集的困難時期。
發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已經歷時5年，曾經一度讓世人看到了離去的跡象，但與80余年前的那場危機不同的是：高度聯動與一體化的全球經濟，在極為敏感的金融傳導機制下，所產生的金融危機達爾文主義沖擊效應，其能級與外部性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危機。偏偏歐元區部分成員國經濟效率低下、發展路徑扭曲，抗擊打能力脆弱，加上歐元體系固有的缺陷，于是出現了美國生病，歐洲染病進而病危的現象。
從歷次大規模經濟危機的演化歷程來看，經濟最困難時期往往也是技術與產業革命醞釀的關鍵時期。而且一個普遍的路徑是，每一次危機之后的經濟復蘇，除了宏觀經濟政策刺激之外，都不外乎技術革命引致的產業革命啟動。例如，1929年至1933年的那場大蕭條盡管使美國經濟倒退了30年，但依靠汽車、石化、通訊等領域的技術創新，美國經濟僅用了8年的時間即得到恢復，進入重化工業時代，在一躍成為世界首席經濟強國的同時，也帶動歐洲從衰退泥淖中上岸；同樣，30余年前的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美歐日本等經濟體的鋼鐵、汽車、化工等重化工業遭受嚴重打擊，但已有豐富應對危機經驗的美國大力發展計算機、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新興產業，順勢完成了經濟結構的轉型；差不多與此同時，歐洲在計算機、機器人、通信網、生物技術、新材料等領域先后取得了一大批超前技術成果，為產業轉型奠定了堅實基礎；日本同樣在汽車、電子等領域取得跨越式發展，進而締造了經濟的空前繁榮。
全球性的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因應之道，除了以政府為代表的市場主體大規模的干預以及全球范圍內的政策協調之外，更有賴于通過發動技術與產業革命來幫助人類走出危機。而從過去100年之間的經濟與產業變遷來看，只有找到一個能夠形成較長產業鏈并能提供巨大就業空間的超級產業，以作為實體經濟發展的基礎，才是治本之策。從歷史經驗來看，汽車和信息技術曾經扮演過這樣的角色。而今，以大數據、智能制造和無線網絡革命為代表的第三次超級技術變革正在美國醞釀并初見端倪。原先熱議的新能源產業盡管也有可能發育成新的產業群，但其產業鏈還不夠長，而有可能成為此輪技術革命應用的重要載體。可以預計，假如上述三大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能夠掀起新一輪跨產業革命，加上以蘋果為代表的平臺經濟加速延伸市場邊界，全球有可能在未來10年里打造出能夠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新引擎的超級產業體系，在幫助世界走出危機的同時，開啟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增長周期。
在這場關乎主要經濟體國際競爭力的競賽中，美國至少到目前為止依然握有較大的領先優勢。一向重視全球趨勢變遷的美國盡管面臨資金與資源投入的相對約束，但美國不大可能大幅削減對前瞻性技術研發的投入。事實上，比前任更重視技術的奧巴馬深知，前瞻性技術投入將是構筑國家未來競爭優勢的重要砝碼。于是上任伊始，即撥出400多億美元用于能源的開發，對生物醫學領域的基礎性投入就超過了200億美元。僅政府研發預算方面，美國去年即達到1480億美元；企業的研發投入則遠遠超過這個數字。例如，僅僅微軟一家，2011年的研發投入即達到95億美元，其中90%投向了極為關鍵的云計算領域。排名第二的英特爾，其去年的技術投入也有65億美元。在全球IT企業研發投入30強中，美國有12家，其次是日本，有10家，中國只有華為一家企業上榜。2011年，美國的研發投入占全球份額的33%左右，是中國的兩倍半。
目前，在全球10個主要技術領域每年新增專利比較中，中國僅僅在化學領域領先于美國，美國不僅在傳統技術領域繼續保持領先地位，而且新興技術領域也保持著對中國的壓倒性優勢。而美國在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研發設計、系統集成等專業服務優勢，合理的稅收和移民政策，加上超強的全球供應鏈管理能力，使得美國有可能率先在全球范圍內掀起自新經濟革命之后的又一次產業革命，重新切割全球產業版圖，進而將美國從目前的經濟困局中解脫出來的同時，重新切割全球分工與財富版圖。
盡管美國人也承認，面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日漸強大的技術追趕力量，美國的成功并非注定。但包括政府與相關企業在內的主要市場主體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不可缺席百年以來的第三次超級產業革命。
中國既需要在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取得全面突破，更應培育一批能夠引領超級產業革命的企業。而從中國已有的技術基礎與資源投入來看，盡管發展勢頭不錯，但兩個重要的短板尚未解決：一方面是企業偏好于簡單的市場份額擴張，對技術投入的熱情依然不高；二是技術產業化進展緩慢，專利成果轉化率一直在低位徘徊。還有一個重要的約束瓶頸是：由于中國相對內斂的文化慣性，盡管政府、社會和越來越多的企業近年來不斷強調創新，但要形成催生蘋果這樣的超級創新企業所需要的創新生態：開放的心態、甘于冒險、勤勞、富有趣味性以及敢于挑戰權威的思維方式，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以央企為代表的超大型企業重視規模與市場邊界擴張的發展路徑，在這場超級產業革命面前并不具有太多的戰略意義。
基于此，中國必須牢牢把握全球正在醞釀的跨產業革命的戰略機遇期。著眼于本次金融危機結束后全球戰略性產業可能重新定義的機遇與挑戰。必須在創新環境、金融服務、政策配套以及新技術產業化等方面盡快補課，盡快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推動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激發市場主體的營商稟賦與技術創新積極性，以期在關乎中國未來國際分工地位的關鍵產業領域突破核心技術瓶頸，形成產業化，最終打造一批能夠支撐中國經濟長期競爭優勢的跨產業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