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人民法院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推進金融改革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對人民法院在新的形勢下如何防范金融風險，推動金融改革，支持金融創新，維護金融安全提出了一系列的司法舉措，是新時期，人民法院處理金融領域相關案件的指導性文件。
從“指導意見”的具體內容看，除了強調嚴厲打擊金融相關領域的犯罪之外，更重要的是，對人民法院如何在新形勢下，把握促創新、防風險和保發展的主題，如何未雨綢繆，構建一整套預防金融風險的司法制度體系，都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措施。
比如，在如何維護金融秩序，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方面，“指導意見”一方面強調要通過對非法集資案件的審判，依法懲治集資詐騙、非法吸收或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傳銷等經濟犯罪行為，以及插手民間借貸金融活動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及其他暴力性犯罪，維護金融秩序和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同時，特別強調要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等金融案件，保障民間借貸對正規金融的積極補充作用。要依法認定民間借貸合同的效力，保護合法的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推動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解決。
這充分說明，“指導意見”在司法制度的層面，肯定了民間借貸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方面起到了難以替代的、對主流金融機構的積極補充作用。強調要保護合法的“民間借貸法律關系”，這對于一直處于合法與非法邊緣的民間借貸而言，無疑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事實證明，由于金融抑制的長期存在，民間借貸不僅成為我國民營經濟的主要資金供應者，而且成為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財富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30多年以來，我國62%以上的GDP由非國有經濟所貢獻，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經濟增長貢獻不到40%的國有經濟部分，獲得的貸款資源卻占金融機構貸款總量的70%以上，而對國民財富貢獻高達62%的非國有經濟，只能從主流金融機構拿到不到30%的貸款。也就是說，中國的主流金融機構，將大量的信貸資源給了大企業和國有部分，但其創造的財富和其占有的資源之間明顯不成比例；而身份尷尬的民間金融，反而成為中國財富增長的最主要的金融動力。
即便如此，民間金融在制度層面一直處于尷尬的境地，以最近引發關注的吳英案為例。其被定集資詐騙而終審判處死刑，但這并沒有遏制非法集資愈演愈烈的態勢，特別是2011年，在官方貨幣政策收緊的情況下，中國高利貸的狂潮令人觸目驚心，大江南北，很多人被卷入了高利貸的漩渦，民間集資案也出現了一個爆發的井噴期。在這種情況下，最高法的“指導意見”提出要保護合法的民間借貸，是以開放的姿態，以司法文明的姿態維護金融秩序。既然中國金融的知識譜系本身一直處于一個不能自圓其說的扭曲狀態，既然國辦的機構根本不愿意讓信貸流向大量的中小企業，既然民間借貸以非法的身份尷尬地承擔著民間資金主要供應者的重任，文明如果僅僅簡單地以“嚴厲懲處”而不是制度層面的引導來防范風險，恐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最高法“指導意見”要求善待民間借貸，要求依法保護合法的借貸利息，遏制民間融資中的高利貸化和投機化傾向，規范和引導民間融資健康發展。要真正化解民間借貸的風險，必須以開放的姿態，放開民間金融，打破主流金融機構的壟斷，將民間借貸納入主流的金融體系。這樣才能遏制資金游離于金融監管之外，真正擠壓地下錢莊等灰色金融機構生存的空間，才能打擊非法集資和高利貸，才能打擊金融領域的詐騙行為，才能厘清合法與非法的界限，維護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