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產階層比重是轉變增長方式的關鍵環節。那么，我國目前的中產階層情況怎樣？中產階層的壯大又與哪些改革有關？綜合起來看，很重要的一點與公共產品的供給有關。
目前，我國的公共產品短缺，需要增加公共產品供給，加強福利制度建設。但也要看到，歐債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過高的國家福利水平造成的。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我國的公共產品供給需要遵循什么原則，才能建立一個水平適中、可持續的國家福利制度？
事實上，一個國家的公共產品供給是否適中，主要取決于能否有效地擴大中產階層規模。如果公共產品供給過少或者過多，都不利于中產階層的擴大。我國應當以擴大中產階層為目標增加公共產品供給。
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工業化中后期之后，產生了一個中產階層占多數的社會結構。這對于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來說，既是原因，也是結果。我國當前也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向后工業時代邁進的關鍵時期，未來是走向兩極分化還是形成中產階層占優的社會結構，是經濟發展方式選擇的關鍵。
因此，中國值得追求的經濟發展方式，是能夠確保中產階層不斷擴大的經濟發展方式。中國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重要的是以培育中產階層群體為目標改善公共產品供給。
無論是東西方國家，現代社會起源于工業化，從工業化開始。那么，工業化能夠給不同的社會群體帶來什么？究竟讓多少人有條件擴展他們的可行能力，讓他們能夠過上值得珍惜的生活？這是經濟發展方式的中心問題。
人人都成為大資本家、大政治家，有沒有這種可能？這只是一種空想，在現實生活中，社會也不需要如此，也不可能提供這么多的機會。工業化近300年的歷史表明，現實社會中，多數人能夠成為中產階層，就意味著他們具備了過自己愿意珍視的生活的能力。
什么是中產階層？所謂中產階層，是指這樣的階層，有中等以上的收入和財富，擺脫了基本生存壓力，具有較高的政治地位、職業權力、職業聲望、就業能力、受教育水平，具有較強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初步具備了實踐自己的精神自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基本條件。
與下層群體相比，中產階層最重要的特征是擺脫了基本生存的壓力，初步具備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條件；與上層群體相比，中產階層實現精神自由的物質條件相對不足。
從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開始，現代意義上的中產階層出現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從歐洲和美國的經驗來看，中產階層是工業化的產物。工業革命帶來了人口大量聚集的都市化，憑借自由的、不受約束的經濟生活和復雜、多元的社會網絡，以及隨處可見的銀行、辦公大樓、飯店、俱樂部、電影院、博物館、餐館、咖啡館、豪華公寓、會議中心、市政廣場以及跑馬場、教堂這些現代公共空間，對中產階層的成長有著重要意義的市民社會得以出現。在這里，可以看到了工業化帶來的物質豐裕，使更多的人能夠有條件過上豐富多彩的生活。
事實上，檢驗工業化成就，從人的發展的角度看，主要體現在中產階層規模增加的規模。現有的經濟結構是否有效率，是否具有正義性，都可以通過中產階層規模增加的快慢來檢驗。好的工業化模式必然能夠給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向中產階層流動的機會，讓更多的人成為工業化的受益者，而不是失敗者。
尤其是一個國家進入到工業化中期以后，也就是多數社會成員擺脫基本生存問題約束之后，中產階層的發展必然成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中心問題。從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型是否成功，取決于這個社會中產階層的規模能否有效擴大。沒有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不可能有中產階層規模的擴大，沒有中產階層的擴大，也不可能出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
一個國家在向后工業社會轉型中，還要避免社會矛盾激化的發展陷阱，同樣需要形成中產階層占多數的社會結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劉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88)曾指出：“收入分配的變化是發展進程中最具有政治意義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誘發妒忌心理和混亂動蕩的方面。”
事實上，收入分配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數字本身的差距，關鍵在于它引發了人們可行能力的差距，造成了幸福感的差距。在一個經濟體中，如果中產階層的規模在不斷擴大，經濟發展方式達到了多數人的合意，就不會出現大的社會動蕩。這就會為經濟持續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經濟發展方式就會形成一個自我擴展、自我優化的良性循環。
相對于中產階層規模指標來說，其他指標都只具有從屬意義。比如GDP和人均GDP指標，不能揭示出經濟發展成果的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狀態，判斷經濟增長是否有效率，最終需要用中產階層規模增長來判斷。比如收入分配指標，基尼系數、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等指標，也只有反映中產階層規模才有意義。
在工業化過程中，人們的收入分配增長不可能是同步的，工業化是一個長期演進的過程，人們從低收益的農業領域轉向高收益的工業領域和服務業領域，在時間和空間上是一個有先有后的過程。這不可能不產生收入分配差距，但只要中產階層增加速度也比較快，這種分配差距就仍具有正義性，也符合經濟效率的要求。工業化指標、服務業指標、城市化指標等，也都是如此，只有在反映應中產階層規模增加基礎上才真正有意義。
從工業化發展史上，只有當中產階層規模減少或者難以擴大的時候，多數人會要求變革，經濟發展方式才有轉變的社會要求和社會動力。而國家則可以通過公共產品供給來影響中產階層群體的規模。檢驗一個國家公共產品供給是否適度，是否有效率，是否體現正義，都取決于中產階層規模變動。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三次歷史性轉型，都是通過公共產品供給的調節，擴大中產階層規模。
第一次轉型：從古典自由主義到福利國家模式的轉型。是通過增加公共產品供給，建設福利國家，使得廣大中低收入者能夠進入中產階層的行列。在福利國家建設過程中，由于“劫富濟貧”的公共產品的增加，給中低收入者提供了發展的機會，出現了不斷擴大的中產階層，從而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從危機的深淵中挽救出來。
這次轉型使得工業化成就體現在多數人福利改進上，使得經濟重新獲得了內生發展的動力，既緩解了工業化中后期的生產過剩危機，也解決了古典自由主義模式的正義性、合法性危機。
第二次轉型：從福利國家模式到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轉型。主要在于現有中產階層規模難以維持。福利國家建設時期的主要成就是形成了中產階層占優的社會結構。但中產階層的生活過度依賴于靠較高的國家福利維持，較高的國家福利需要不斷做大的經濟“蛋糕”來支撐。
福利國家模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缺乏應有的競爭力，經濟“蛋糕”難以進一步做大。如不及時改變公共產品供給過度的狀況，中產階層不僅難以進一步擴大，其規模還會減少。這就引發了減少公共產品供給，向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轉型。
第三次轉型：由新自由主義模式向“第三條道路”的轉型。這次轉型仍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為發達國家維持和擴大中產階層尋求出路。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推行，在一定時期改善了經濟效益，但如果進一步減少公共產品供給，就會造成中產階層減少。
自建設福利國家之后，由于形成了中產階層占優的社會結構，在民主社會，所有的政治決策都不可能偏離中產階層的要求。而進一步削減公共產品供給，并不符合中產階層的政治訴求。這就逼迫政府在福利國家和新自由主義模式之間，尋求理想化“第三條道路”——既不要過多地削減國家福利，也不要減少自由。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困境，重要的表現是中產階層規模難以有效擴大。肖文濤(2001)把人均年收入1-10萬元和戶均金融資產3-l0萬元的群體界定為中國的“中間階層”。張宛麗(2002)將個人人均年收入及財富擁有量折合人民幣在25000-35000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兩位就業者為參照)年均收入在50000-70000元為基準來認定為中產階層。殷一平(1999)指出，年收入在10000-50000美元之間的核心家庭被認為是界定中國中產階層的首要標準。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和社會發展研究所課題組(2004)將現階段家庭財產達到45萬元當作為劃分中產階層的重要標準。
按照中國社科院報告估計，在工業化中期階段，一個國家和地區中產階層規模經驗值一般在22.5%至65%之間，但到2007年，中國的中產階層規模只有約22%。如果以近期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的規模計算，要達到中產階層占40%的水平，還需約17年時間。中國在2010年的人均GDP已超過4000美元，從總體上看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再過17年才達到中產階層占40%的水平，遠遠難以達到后工業化時期中產階層占主導的社會結構。
這就需要具體分析中國中產階層為什么難以有效擴大。張宛麗、孫亮(2008)把現階段中國中產階層的來源分為四類：一是傳統的中產階層，即那些以小規模生產資料自主經營的小商戶、個體戶等；二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間階層”中分化出來的部分干部、知識分子；三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生的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家；四是“三資”企業中高新技術人才及“白領”員工。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原來屬于公共產品領域、被國家壟斷經營的領域被放開了，這為上述四類中產階層的出現提供了很大的空間。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這些領域都已經出現競爭過度和生產過剩，還常常出現危機的因素，這必然導致第一類、第三類、第四類中產階層難以擴大，甚至還有可能萎縮。
從第二類中產階層看，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國家權力的職業，比如黨政領導干部、壟斷行業的職工，不能作為多數人福利改善的主渠道，這種渠道不適用于多數人，沒有自我擴展能力，更重要的是，這種渠道對其他渠道還往往容易產生發展機會的社會排斥。
第二類中產階層中還有許多知識分子是在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單位工作。這些領域主要在公共產品領域，與行政壟斷相聯系。這些領域由于改革的滯后，規模并不能有效做大，難以成為培育新中產階層的重要渠道。
從中國當前的現實情況看，中產階層規模難以擴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公共產品短缺。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給中低收入者帶來沉重的負擔，使得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者失去了成為中產階層的機會和能力。中國的公共產品短缺造成中產階層規模難以擴大，主要有如下三個機理：
機理之一：由于公共產品短缺，中低收入者由于缺乏人力資本而難以成為真正的中產階層。在現代社會，沒有人力資本的中等收入者是不能被劃分到中產階層的。
一個基本常識是，作為文盲即使收入再高，也不能被認為是中產階層，因為他們沒有實踐精神自由的能力。中產階層發育和擴大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資本。但由于公共產品短缺，中國人力資本投資遠遠滯后于經濟增長，由此形成了中產階層難以擴大的“瓶頸”。
機理之二：由于公共產品短缺，即使成為中等收入者也難稱之為中產階層。中國有一種現象是，許多人市場化的收入水平并不低，可以劃分到中等收入群體的行列，但由于上學貴、看病貴、房價貴、養老無保障等公共產品短缺的因素，很難達到中產階層的生活品質。
盡管中國社科院所提出的中產階層規模比較小，但許多人還說自己“被中產”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研究中產階層的時候沒有充分考慮到公共產品短缺、生活品質難以提高的因素。也就是說，許多人由于難以享受到一些公共產品，導致他們并不能真正擺脫基本生存壓力，難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層。
機理之三：公共產品短缺還造成中產階層外流。中國社科院《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而不同于第一撥混雜偷渡客的底層勞工和第二撥國門初啟之時的洋插隊，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
中國中產階層外流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產品短缺而缺乏安全感。他們所認為的子女教育、空氣質量、食品安全、法律保障、社會福利等西方國家比中國好，其實都是公共產品領域的問題。如果中國在這些方面進行改善，許多中產階層就不會選擇到外國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