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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國政府表態，要加大參與解決歐債問題的力度。此舉無疑是雪中送炭，能夠達到歐元區國家所樂見的多重功效。
最直接的當然是首先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應對起到積極作用，使得危機國家能夠以較低利率獲得流動性援助，讓那些高債務負擔率和高赤字國家，贏得較多時間進行結構調整。
其次，減輕歐元區主權債務尚未受到危機沖擊的國家的救助負擔，因而會減少已經發生危機國家向其他國家的傳染。過去兩年來，為了救助危機國家，那些原本相對健全的國家也受到了一些不利影響。比如，最近，惠譽就降低了法國的主權信用評級，而這對歐債危機的解決前景蒙上了濃重陰影。
第三，若歐元區外的國家能夠大量參與歐債危機的救助，無疑會直接提升歐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和地位。若中國需要將部分美元儲備換成歐元來援助歐債，又會在有限程度上提振略顯疲弱的歐元。提高歐元在國際儲備中的地位，建立對稱的國際貨幣體系，一直是歐元的設計者們以及過去的首腦們所追求的重要目標。當然，相對于前兩者，這一積極效應可能會很弱。
其實，中國參與歐債危機的救助，并非當下即興之作。
早在2010年底和2011年初，中國政府曾打算購買希臘和西班牙國債，以最直接的方式參與歐債危機的應對。但如今，歐元區各國希望中國更大規模地參與應對歐債危機，中國直接去購買危機國家的政府債券（如希臘或葡萄牙等）并不是合適的選擇，否則，對歐債危機的救助就變成了只是中國與危機國家之間的雙邊關系，一旦危機國家政府真的違約拒不償付，中國會承受巨大的損失。這樣的救助方式，風險奇大，收益卻很小，所以中國一直對參與歐債危機救助很謹慎。
是故，若中國參與歐債的救助，很可能會通過已有的危機應對框架——歐洲金融穩定便利來實施。歐洲金融穩定便利（EFSF）是歐元區在救助歐洲債務危機的過程中創設的一個臨時機制，并計劃在2013年創立長期的歐洲穩定機制（ESM）。現在，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救助，很大一部分都是通過歐洲金融穩定便利來進行的。
問題是，中國是否會直接將外匯儲備資金借給EFSF呢？鑒于2008年以來，中國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日漸高漲，中國參與歐洲債務危機救助的路線圖最有可能是：首先將錢借款IMF，再由IMF將中國提供的資金轉借給EFSF或日后的ESM，EFSF或ESM以后再根據危機國家的請求提供流動性救助。
中國通過IMF而參與歐洲債務危機的救助，對中國在國際經濟關系中會有一些積極的影響。
首先，中國可以借對歐債危機的救助之機，向歐元區提出一些合理的訴求和表達，比如中國與歐元區之間的經貿關系和地緣政治等，尤其是歐元區國家對中國的高技術的出口、中國企業對歐元區的投資，中國都可能獲得更多的談判籌碼。
其次，鑒于IMF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過IMF而救助歐洲債務危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國在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話語權。而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自次貸危機以來除美國外的大多數國家共同的心聲。因此，若要參與歐洲債務危機的救助，通過IMF的曲線方式應當是中國的首選。
第三，歐元區若因危機的持續深化而陷入更嚴重的衰退，則會惡化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出口勢必受到打擊，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參與歐債危機的救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曲線式的自救。因為，歐洲是中國最大的外貿市場，也是中國最大的投資來源和技術轉發來源，……幫助歐洲也就是幫助我們自己。只不過，救助的好處，不能由中國所獨享，可謂“功在中國，利在全球”。
中國是否會確切地大規模參與救助歐債危機？筆者認為，這應當是今年“兩會”期間討論的一個重大問題，政府參與救助的決策、救助的力度都應當會在人大會上討論和表決，這應是必需的決策程序。除了這一程序外，中國參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救助，還有諸多技術性的問題需要探討。最主要的有兩個方面。
首先是中國的援助力度問題。歐元區國家在創立EFSF時，是根據它們對歐洲中央銀行的出資比例來確定各成員國的繳款份額的，即便后來修正的EFSF取消了危機較重的國家——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等國的繳款義務，但其他國家向EFSF的出資仍然是按比例確定的。中國既無對歐洲中央銀行的出資，所以，歐元區成員國各自承擔的救助強度并不適于中國對歐債危機的救助強度。
目前，EFSF確定的貸款額度為4400億歐元，ESM的貸款總額度為5000億歐元，由于為防范風險安排了165%超額擔保機制，實際需要的總額，在EFSF中則達到了7500億歐元，其中，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各自承擔的比例分別為29.07%、21.83%、19.18%和12.75%。即，上述四國的出資總額分別約為2110億、1585億、1393億和926億歐元。參考它們的出資總額及中國儲備調整的能力，中國的救助力度應當不會超過西班牙的出資額。
其次，信用風險的控制。雖然接受EFSF援助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實施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結構改革，以控制債務和赤字的膨脹，但過慣了閑散日子的民眾對政府的增收節支的財政緊縮政策，卻是十分不愿意配合的。
中國在控制風險方面，可能存在至少兩個方面的安排。其一，并不直接與EFSF或危機國家發生債權債務關系，而是先將外匯資金借入IMF，再由IMF借給危機國家。這里，IMF就充當中間人的角色，即便因信用風險而違約，IMF也應當承擔起償還中國貸款的義務。這大概是中國的首先，因為它能在相當程度將債務違約的風險轉移給IMF。但是，這種安排可能會受到其他國家的抵制，中國援助歐洲債務危機的信用風險，為何要由IMF承擔并進而轉移到IMF成員國來承擔？其二，為了控制信用風險，中國可要求優先償還安排，即受援國償還的資金應優先償還提供的資金部分。但這需要修改EFSF的一些條款，技術上也會存在諸多困難。
在當下，盡快穩定乃至穩定歐債危機，符合全球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需要，但中國參與救助，既要量力而行，又要控制風險。歐債危機的根本解決，既需要歐元區自身的財政治理的改革、債務危機國家的結構改革，也需要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畢竟，在我看來，歐債危機不過是次貸危機在美元貨幣強權下的延續和轉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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