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迫于中央和輿論的雙重壓力，有“托市”嫌疑的安徽蕪湖樓市新政問世三天就被緊急叫停。無獨有偶，去年10月11日上午，廣東佛山市出臺的放寬限購條件的樓市新政，更是在當天晚上就被緊急叫停。這兩起短命的樓市新政，給處于微妙階段的房地產市場帶來意味深長的猜想。
樓市調控是一場攸關多方利益的復雜博弈。始于2009年的本輪樓市調控，一開始就遭遇到形形色色的阻力。這些阻力表現在理論層面，便是抨擊樓市調控的言論或文章層出不窮；表現在行動層面，便是一些開發商與政策較勁不愿降價賣房，而不少地方政府也在給開發商的這種死扛行為暗中撐腰，佛山、蕪湖兩案例就是佐證。
和某些開發商公開鼓吹當前房價合理、甚至還有上漲空間不同，地方政府通常是借著“滿足剛性需求”、“保障民生”等幌子，給高房價托盤。所幸這是一個信息開放、輿論活躍的年代，包裝得再漂亮的幌子，一旦置于公共平臺，就會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富有洞察力的民眾看穿。佛山、蕪湖兩地樓市新政的異常短命，便昭示了開放社會中輿論監督的強大力量——其背后是房價必須合理回歸的民心所向。
按理說，對于中央的樓市調控政策，地方政府應該不折不扣地執行才是，畢竟“和中央保持一致”是中國國情下當然的行政倫理。可是，在截至目前的多次樓市調控中，地方政府屢屢虛置中央權威，陽奉陰違。這種現象，不妨稱為“權力型房托”。
“權力型房托”有三大特征：第一，其主體為地方政府官員；第二，其真正目的是堅守以高房價為依托的土地財政，但卻打著改善民生的幌子；第三，其操作策略是鉆中央樓市調控政策的空子，通過投機式蠶食的伎倆漸進消解中央樓市調控政策的威力。
與人們所熟悉的那種被開發商收買的民間“房托族”相比，“權力型房托”更有能耐對樓市調控發揮實質性影響。原因在于，“權力型房托”的主體是地方官員，他們不僅具備游說中央決策層的能量，而且有彈性執行樓市調控政策的便利；此外，這些地方官員還有可能通過灰色利益鏈條向開發商輸血救急，增強后者與樓市調控政策長期博弈的底氣。
從目前來看，“權力型房托”已成為挑戰中央調控政策的新主力。畢竟，在賣地收入大幅減少的情況下，過慣了建立在土地財政之上好日子的地方政府，難以長期忍受樓市成交低迷、土地頻頻流拍所帶來財政告急狀態，試探中央樓市調控政策底線的“權力型房托”陣營擴容，將是大概率事件。
目前，一些經濟學家預測，中國樓市調控之下房價跌幅有限，至少在2012年下半年中央將為樓市調控“松綁”。這一預測主要基于兩個理由：其一，中國經濟2012年首要任務為“保增長”，而房地產在中國經濟總量中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戰略地位；其二，土地財政格局在中國短期內難以改觀，中央政府最終會向地方政府讓步。其實，這些經濟學家還有第三個未說破的理由，那就是：從2004年起，中國政府主導的多次樓市調控莫不以失敗而告終，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上述研判不能說全無道理。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中國本輪樓市調控和以往相比，已然大有不同。首先，樓市調控的力度前所未有，限購、限貸、限價輪番上陣。從2009年迄今，溫家寶總理已先后五次強調“促進房價合理回歸”，新華社不久前甚至發表了“住房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的評論，由此可見高層實施此次樓市調控政策的堅定決心。其次，虛擬經濟“狂熱癥”已經危及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成為政策導向。在此背景下，炒樓現象必然降溫，嚴重脫離民眾收入水平的高房價難以為繼。其三，經過公共言論空間中長達數年的辯論，“樓市泡沫不破滅，經濟轉型難成功”已經成為中國政經領域的理性共識，這一共識的價值，必然要超越地方政府對于土地財政的路徑依賴。最后，以“十二五”規劃為契機，中國主動下調未來經濟增速預期，這也為弱化乃至消弭“房地產崇拜癥”創造了有利條件。
“權力型房托”的出現，既意味著“土地依賴癥”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難以快速斷根，也意味著維護高房價的利益集團開始動用最后的“殺手锏”。對此，樓市調控絕不能松勁，必要時應對干擾樓市調控的幕后官員實行問責，與此同時，調整經濟結構、改善地方政府稅收模式的相關舉措也必須大力實施。惟其如此，才能標本兼治地消除“權力型房托”現象。而鏟除了“權力型房托”現象，就相當于抽空了開發商狐假虎威的資本，以促成房價理性回歸為目標的樓市調控也就勝利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