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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龍江鎘污染事件正將公眾的目光帶向更具全局性的問題。媒體近日報道，由于采礦、廢氣排放、污水灌溉和使用重金屬制品等人為因素，2009年至今，我國已經發生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屬污染事件，涉及十余省份，化工企業、光伏企業、制藥企業甚至IT企業都是造成污染事件的“元兇”。
龍江鎘污染既不是孤本，就不能以應對“突發事件”的方式來解決此類問題。企業造成的公害不但不應該支出公共財政、耗費公共資源來解決，相反，肇事企業還應該賠付社會損失，這是現代環境倫理學的共識。也就是說，在制度設計上，應精確測算企業排放的廢水、廢氣、廢物的回收難度，充分估計其所造成的環境損失，從一開始就將修補費用計入企業成本，并成為其資本運作的重要考量。一句話概括就是:“誰污染誰買單”。
在我國，企業正以繳納排污費的方式賠付生態損害，這種方法已滯后于社會現實。一方面，排污費的數額遠低于修復生態損害的成本，對企業的震懾作用有限，企業樂得花漢堡錢吃滿漢全席;另一方面，由于設計和監管漏洞的存在，企業瞞報、謊報排污數量的情況屢見不鮮，應由其支付的生態成本已悄然轉嫁、分攤到公眾身上。如果企業等額為污染買單，肇事企業恐怕破產十次也無法支付龍江鎘污染的損失。
“誰污染誰買單”制度并不需要苦心孤詣的原創性設計，國際上已有先例可循。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德國就開始建立“污染者買單”的法律框架，對各類型企業產生的垃圾、廢水、廢氣以及各種可能發生的環境損害，制定了嚴格、規范的收費政策，并形成了流暢的回收再利用流程。生產廢物一律不能直接丟棄，必須由專門照牌的公司回收處理，企業要按量支付高額的處理費用。這既刺激了各種與工業污染有關的環境技術的蓬勃發展，又倒逼企業不斷吸納環保技術、持續優化產業結構，還使得社會投資自動趨向高新環保產業。這種綠色循環經濟模式已經為多個國家跟進，并為后發者提供了成熟的范本。
除企業直接承擔治污成本，環境成本也應計入地方經濟發展的測評標準，計入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這是在中國國情下“誰污染誰買單”原則的更深層旨歸。當下，有利于經濟短期快速發展的資源日趨貧瘠，經濟發展的自然成本和社會成本相當高昂。由于存在這種成本，經濟增長帶來的幸福指數與和諧程度已大打折扣。如果還不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度上凝聚共識，形成科學全面的評價標準，那么所謂“發展”將會淪為GDP的簡單疊高，而失去本應有的制度目標和人文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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