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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和城鎮化是近30年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基點。今天，在內外部經濟環境都已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對這兩大基點有沒有進行再思考的必要？有。因為調結構、轉方式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對既有的工業結構進行調整。同樣，在部分地區的城市病問題已日趨嚴重的情況下，對城鎮化進程也有再探討的必要。
因為，在城鎮化問題上存在著兩大迷思，有可能使這項國家戰略誤入歧途，而一些城市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問題也已經屢屢發出警報，如果不用新的眼光和思維方式，在全球背景下來衡量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那么未來要付出的矯正代價將是巨大的，甚至是難以付出的。
在展開分析之前，先看兩條信息。一條是國家統計局剛剛公布的數據。2011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重首次過半，達到51.27%，其中城鎮人口為6.9億人，鄉村人口6.5億人。與上年相比，城鎮人口上升了1.32個百分點，增加了2100萬人，鄉村人口則減少了1456萬人。這是一組非常重要的數據，表明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已經出現了質的變化，開始進入以城市為主體的發展階段。
另一條是國家計生委去年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在這份報告中稱，2020年中國的城鎮人口將超過8億，未來10年累計要轉移農村人口1億以上。報告預測，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將吸納新增城鎮人口4000多萬；閩東南等18個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區將吸納新增城鎮人口7000多萬；其他1000多個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將吸納新增城鎮人口3000多萬。
將這兩條消息綜合起來看，至少在未來10年，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不僅不會停止腳步，而且還會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勢頭。東部地區仍將是吸納農村轉移人口的主要接收地，中西部地區吸納新增城鎮人口的能力仍將弱于東部。也就是說，中國人口的空間分布不會按照自然承載能力和經濟要素的優化組合逐漸趨于均衡，而是會跟隨著城市集群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更加不平衡。
這是讓人擔憂的。這種擔憂最直接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東部地區的過度倚重，將導致這些地區的自然承載能力和社會承載能力不堪重負，導致這些地區的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嚴重錯配，直至綜合效益持續下降。例如，北（京）上（海）廣（州）一類的特大型城市，由于人口過度密集，不僅存在嚴重的水與空氣問題，同樣還存在教育與醫療資源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合理利用問題。
二是對城鎮化率的過于偏執，將導致城市人口增長過快，對資源的消耗大大增加。同時由于城市人口主要從事二、三產業，因此在地區分布和產業分布上一旦出現偏差，或者受國際市場或其他外部因素的影響，出現行業不景氣狀況，就會造成大量失業，引發社會不穩定。而農業人口的過度萎縮，農產品生產相對減少，將會嚴重影響消費物價，直至整個經濟的平穩運行。
這兩種情況的出現，與兩大迷思有關。一是對城鎮化率的偏見。通常認為，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都在70%以上，所以中國也要有這樣的水平。這是一個誤區，就是忘了城市化的歷史背景。一些發達國家之所以城市化率比較高，與當時的全球城市化水平過低有關。現在，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都趕了上來。全球城市化率大大提高了，城市產品賣給誰？又拿什么養活城市人口？
再有就是對已發達城市的偏見。通常認為，已發達的城市基礎雄厚，能吸引、接納更多人。殊不知，許多著名城市都是從小城鎮甚至小漁村起家的，如深圳就是利用制度紅利和政策紅利開發起來的。現在，如果繼續把資源向那些不堪重負的城市輸入，將加劇地區不平衡，只有根據各地的自然稟賦以及歷史人文與經濟條件，構造新的城鄉互動體系，才能走出均衡發展的活棋來。
這里，特別要提一下pm2.5問題。這是近來許多人都很關心的城市空氣質量問題。這其實是對一個城市的預警。有鑒于此，對于未來的中國城鎮化進程，一是要在全球城市化的歷史背景下加以思考，調整定位；二是要在活血化淤、疏通中國經濟脈絡的基礎上加以謀劃，利用政策杠桿，引導人口合理分布。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越來越多的城市犯上“城市病”，讓城市變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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