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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日發布2012年社會藍皮書。藍皮書稱，民間借貸交織著規模、價格、結構以及違約等風險，使得該市場潛在危機巨大。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相當比例的資金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是流入“錢生錢”的投機性利益鏈條中。在自然人放貸方面，部分地區居民放貸參與率驚人，資金來源涉及面甚廣。據報道，在江蘇省泗洪縣石集鄉，總人口2.3萬余人，5800多戶，其中有1740戶參與民間借貸，占全鄉總戶數的30%左右。（2012年1月30日中國青年報）
民間借貸主要指非金融機構的社會個人、企業及其他經濟主體之間進行的以貨幣資金為標的的價值讓渡及本息付。2011年，一場“高利貸崩盤”、“私營企業老板欠債外逃”的焦點新聞事件，令這個本隱秘的領域廣為人關注。
業內人士稱，兩大因素讓這些中小企業主躋身借貸領域，以實業為幌子，做資金投機的生意。一方面不斷高企的民間借貸利率，讓放高利貸者有利可圖。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6月民間借貸利率監測數據顯示，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為24.38%，雖然比上季度末回落0.43個百分點，依然處于歷史高位。另一方面，投資渠道的缺乏催生了借貸潮。溫州附近的投資者，幾乎全民熱衷于樓市投資。但是，隨著國家房地產調控政策密集出臺，整個市場成交低迷，作為投資替代品的民間借貸意愿再度高漲。
瘋狂的民間借貸背后隱藏著巨大風險。由于地方金融體系及民間信貸體系的建立還存在很大的空間，民間貸款的糾紛非常多，三角債、重復抵押等問題屢屢發生，加上相關司法領域的監管還不夠健全，一旦出現賴賬，很難去收回貸款。溫州現象充分折射出中國金融改革不到位，金融機構的設置方面卡口太多，錢沒有真正進入到實體企業中去。“一個小企業但凡借了高利貸，基本上就等于抽上了鴉片，是引鴆止渴，但是它無奈，如果有正規的渠道不會去借高利貸”。
早在1993年年初開始，中國曾出現了一輪高利貸的風潮。當時，深圳等城市的銀行存款利率達到25%以上，貸款利率超過30%是常有的事，與時下民間高利貸幾乎差不多。當時不僅城市信用社可以高息攬存，信托公司、證券公司等都積極參與其中，甚至很多商業銀行也加入這個行列，不少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搞賬外經營。如當時深圳蛇口有一家銀行的支行行長在賬外經營的總額達到20多億元，這個數量超過了深圳當時一家大的銀行支行的業務量。當年國內還出現了武漢、海口等資金交易中心，會員單位都是全國的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其熱鬧程度不比現在差。
當時為什么會出現高利貸？從資金需求方面看，主要是1992年的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1992年以后，國內刮起“開發區”熱，貨幣與信貸出現雙飆升，隨后出現明顯的通貨膨脹，到1993年6月開始進行宏觀調控，出臺了16條措施。主要就是收緊信貸閘門，整頓和規范金融秩序。貨幣與信貸在寬松之后突然收緊，必然出現資金緊張，很多城市出現了“爛尾樓”，最典型的是海南和廣西北海，這些“爛尾樓”一直到10多年后才被清理掉。
這一輪的貨幣政策由“寬松”回歸“穩健”的過程中，受到資金緊張影響的不僅有中小企業，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受到的影響也很大。隨著土地市場的景氣度的下降，土地收入大幅度減少，地方政府償還債務的能力迅速下降。總計超過10萬億元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的風險將逐漸顯露。鑒于市場的資金緊張，有人主張應該放松貨幣政策。這是治標不治本的對策。從歷史的分析可見，民間高利貸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如果再以寬松貨幣政策來化解民間高利貸危機，只能導致更大的危機，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回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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