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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辛卯壬辰之交，中國的外匯占款數據再度掀起市場波瀾。這始于去年10月的外匯占款負增長，在2011年12月呈現出進一步擴大的態勢。
目前市場的普遍觀點是：全球避險情緒的上升以及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擔憂導致了資本的持續外流,表現為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的“雙降”。然而，在這現象的背后，是否蘊藏著更為深層次的原因？這一新趨勢又會給未來長期的貨幣環境帶來怎樣的影響?
首先，從中國對外資產負債平衡的角度看，資本流出反映了私人部門資產配置的再平衡。截至2011年三季度，我國對外的凈資產頭寸為2萬億美元，但其在非政府部門和政府部門的分布失衡：政府部門坐擁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私人部門呈現約1.2萬億美元的對外凈負債。這意味著私人部門持有太多人民幣資產，而對外匯資產的配置嚴重不足。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市場的風險偏好降低時，非政府部門由人民幣資產向外匯資產進行轉移與平衡，資產的重新配置導致了資本流出的擴大。
從中長期看，如果外匯占款持續下降，對我國貨幣金融環境將帶來深刻的影響。
首先，貨幣增長方式將發生變化，外匯占款對貨幣增長的貢獻下降，甚至起緊縮的作用，相應的是銀行信貸對貨幣擴張的貢獻增加。也就是說，未來我們可能看到和過去十年相反的情況：由于私人部門購買外匯資產的增加，為防止貨幣條件過度緊縮，央行需要向市場主動注入人民幣流動性，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因此可能面臨趨勢性下調。
其次，其他一些涉及貨幣創造的結構性變量也可能發生變化。中國銀行體系的貸存比率比大多數國家都要低，這主要反映過去十年外匯占款快速的增加，央行為控制廣義貨幣擴張的速度，對銀行信貸控制一直較緊，當然2009年是個明顯的例外。未來如果貨幣的主要來源和增長方式發生變化，貸存比就需要逐步上升，改變目前《商業銀行法》所規定的75%的貸存比限制長期來講是大概率事件。
外匯占款下降的另一層宏觀經濟含義是反映了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尤其是反映了農村富余勞動力減少的基本面，是長期經濟結構變動的一個縮影。目前，中國的儲蓄年齡人口與純消費年齡人口的比例已經接近拐點。自2005年以后，尤其是近幾年，農村富余勞動力大幅減少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與這樣的人口結構變化相對應，儲蓄率、貿易順差和外匯占款增量也將趨勢性下降。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幣流動性的常態可能是經常面臨偏緊壓力，導致私人部門對以人民幣計價的風險資產的偏好下降，從而抑制風險資產的估值。那些在過去十年中泡沫化明顯的資產，比如房地產受到的影響將尤其顯著。
（摘自1月19日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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