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繼續向深淵快速墜落。標普公司1月13日和17日分別下調了包括法國和奧地利在內的歐元區9國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評級，同時希臘與其債權人的債務重組談判也宣告破裂。但是，歐盟、歐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扮演的救世主遲遲沒有登場。債務危機惡化和實體經濟衰退形成惡性循環。一季度日益迫近的到期巨額債務正在把問題國家逼入違約絕地，債務違約和歐元區解體似乎已經指日可待。那么，在需要攤牌的最后時刻，既缺外援又難自救的歐債亂局將如何收場？
回顧主權債務違約的歷史能為歐債危機的演進指點迷津。主權債務違約從來不是新聞。歷史上曾有幾次債務違約的高峰，其中19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末期，以及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這兩個時期全世界經濟總量近一半的國家都處于違約狀態。從單個國家看，歷史上西班牙和委內瑞拉都具有主權違約的熟練經驗，保持著超過10次的違約記錄。
一旦出現主權債務違約，其后果將取決于違約所處的時期。早期，債務關系主要是是由貧窮國家向富裕國家借貸，債務以債權國貨幣或貴金屬結算。債權國具備較強國力和懲戒手段。這種情況下，違約方可能陷入以下不利局面：一是在武力威脅下承受主權或聲譽上的損失，二是被國際資本市場和貿易伙伴拒之門外，三是海外資產有被凍結之虞。
對此，炮艦外交即是明證。19世紀，英國分別入侵埃及、土耳其等無力償債的國家并掌握了其財政資源；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控制了多米尼加共和國的關稅并隨后占領該國，還因債務問題對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和海地展開了軍事行動；1936年紐芬蘭對外債違約后，淪為了加拿大的一個省。另外，聲譽掃地也是債務國的一大損失。希臘1826年和洪都拉斯1873年的違約都導致他們長期無法進入國際資本市場；蘇聯1918年拒絕償還沙皇時期的債務，但是70年后俄羅斯終于能夠重回國際債務市場時，它也不得不償還一部分違約債務。
炮艦外交時代之后，危機解決機制得到改善，債務重組成為主要形式。債務雙方通過漫長談判和反復博弈，一般都會達成部分違約或債務重組的協議。上世紀9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中，美國嘗試通過布雷迪計劃對失去償債能力的國家進行債務消減和重組，為債務國恢復經濟增長和償債能力提供喘息之機；1998年俄羅斯債務違約后，一方面以物抵債，另一方面與西方商業銀行達成了債務減免和債務重組協議；2001年，阿根廷對約1500億美元的外債宣布違約，經歷了長期的國內政治和經濟動蕩后，與國際金融機構最終達成了借新還舊的重組協議。這些債務違約一般都伴隨著違約國貨幣的大幅貶值和國內嚴重通貨膨脹，但是貶值和通脹在客觀上起到了重整經濟資源和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
當代，經濟全球化推動國際債務關系完成了三個重要轉變：一是全球經濟結構失衡造成債務雙方身份轉換，發展中國家持續貿易盈余成為債權國，而發達國家赤字攀升淪為債務國；二是債務幣種采用債務國發行的國際貨幣；三是各國經濟利益相互依賴和密切嵌合，局部債務風險全球擴散。
在新的債務關系下，控制債務結算幣種和發行國際貨幣的特權，為債務國央行擴張貨幣、制造通脹和消減主權債務大開方便之門。眾所周知，政府可以通過維持低利率和制造通貨膨脹消減國內債務，這是對內債務違約的變通手法。同樣，發行國際貨幣的債務國，通過外溢的貨幣擴張政策壓低全球基準利率和制造全球通貨膨脹，可以隱蔽地實現對外債務違約，而不需要和債權人簽訂重組協議。債務國央行的發鈔能力保證了他總能夠為債務買單，而債權國的話語權將被大幅消弱。具備獨立貨幣政策的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已經借此成功化解了債務壓力，證明了這是一條誘人的坦途。貨幣主權成為債務關系的利益樞紐。
歐元區具備貨幣發行權，這是歐債危機最后的“滅火器”，無論是面對主權債務還是銀行危機。但各成員國的立場差異阻止他們輕易拱手讓出利益，今年希臘和法國的大選為緊縮政策和接受援助制造了更大的困難。歐元區的不團結，正在幫助危機迅速拓展它的危害和期限。而問題國家捉襟見肘的財政能力，使試圖依賴財政的救助思路愈發陷入窮途末路。
“滅火器”的使用必須跨越歐元區的政治和法律框架。而這個框架只有在政治和社會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才會失效。標普公司調降9國和EFSF評級，正加速這個進程。預期希臘違約帶來的骨牌效應，有可能導致歐元區債券市場崩盤和銀行業危機，這或將成為歐央行迅速開動印鈔機的觸發點。觸發點取決于多邊博弈的很多偶然因素，或早或晚，早則皮肉之痛，晚則刮骨療毒。歐元的擴張和貶值，在短期是化解債務風險的技術需要，在長期是調整歐元區經濟結構的必然回歸。2009年美國加州也曾遭遇政府破產之憂，但聯邦政府而不是其他州的緊急資金援助幫其脫困，這也可以為歐債危機的救援前景提供暗示。
從歷史角度看，貨幣主權的確賦予了債務國通過貨幣手段違約的特權。但是，債務遲早要還，區別只是在于付出經濟利益還是損傷貨幣信用，而后者或許更為昂貴。目前，歐元區正在向后者漸行漸近。無論如何，今年上半年都將是大亂大治的歷史時刻。
歐元區解體并非可信的威脅，這意味著共輸的下場。對任何一方而言，解體后他們必須面對更差的貨幣信用和更難纏的多邊談判，不符合自身利益。在歐元區框架之內邊打邊退、爭取更多權益才是各成員國的理性選擇。并且，一旦歐元區解體，全球的金融市場和經濟運行都會立刻陷入巨大的混亂之中，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都不能幸免。
對中國而言，國際金融危機是督促改革的催化劑，必須借機深化經濟體制和金融改革。不僅要加強自律，實現國內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而且要致力于推動國際社會建立健康的經濟發展秩序和穩定的政治局勢。首先，應加強我國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的財政自律，設定嚴格的自我約束機制，降低各種顯性和隱性債務；其次，應加快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增強應對海外金融沖擊的能力；最后，還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努力維護安全和可持續的海外投資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