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5-10年，我國轉型升級的主要挑戰在于能否由投資出口拉動型的經濟增長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這也是“十二五”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和重點。這件事情做得好，就可以支撐中國10-20年8%左右的經濟增長；這件事情做得不好，不僅未來5-10年保增長很困難，而且還會面臨著陷入“發展中陷阱”的風險。
這些年，我國消費率持續下降。2010年，最終消費率下降到47.4%，居民消費率降到33.8%。這些年社會需求總量在全面快速增長，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需求結構發生重要變化，為什么消費率不升反降？我認為有三個重要原因：
1.不合理的經濟增長方式的束縛。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方式有兩個重要特點：首先是行政主導；其次是工業化主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盡管城市化率很高，但由于行政主導、工業主導，帶來投資率居高不下，去年投資率達到了48.6%的歷史最高點，與此同時消費率降到了歷史最低點，投資率甚至超過了消費率。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方式使投資消費關系長期失衡，并且到了難以為繼的程度。
2.不合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抑制。為什么經濟長期保持9%左右的增長速度，老百姓的消費仍然比較低？我認為，主要在于不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這些年來，政府、企業收入比重不斷上升，居民收入比重逐步下降。1995年-2010年，考慮到非預算收入，政府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業所占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而居民所占比重從65.87%下降到53.35%。
3.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所制約。以農民工為例，2.3億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只相當于城市戶籍勞動力平均工資的25%-30%。如果農村平均消費水平能提高到城鎮平均消費水平的60%，按2009年數據測算，年新增消費規模將超過3.6萬億。有研究表明，每轉移一個農民工，大概需要10萬元的投資。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轉移1000萬農民工，由此帶來的年投資規模不低于1萬億元。“農民工”是中國特色，帶有“過渡性”制度安排的突出特點。現在需要下決心結束這個“過渡性”，讓農民工成為歷史。
能否用5-10年的時間實現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即，5年左右初步實現最終消費率由現在的48%提升到55%左右，居民消費率由現在的不到35%提升到45%左右；10年基本實現消費主導的目標，即，最終消費率達到60%左右，居民消費率達到50%左右。我認為，這個目標有實現的可能性。我國有巨大的消費潛力和消費需求，并且以促進人的自身發展為重要目標的發展型新階段正是釋放消費需求的重要歷史時點。問題在于，轉型與改革要突破。
1.加快推進收入分配改革。消費能力、消費水平直接依賴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破題。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與問題，既存在于初次分配領域，也存在于再分配領域；既有市場經濟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社會福利體系建設不到位的原因。在我看來，能否打破利益掣肘，成為新階段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大難題。要解決這一難題，政府需要有所作為。我認為，已經到了下決心出臺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的時候了。
2.基本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老百姓的消費預期依靠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縮小社會差距也有明顯作用。廣東準備率先全國兩年實現全省范圍內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珠三角”計劃在2016年前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如果能實現預期目標的話，將為轉型升級提供重要的保障。
歐債危機以來，有學者把問題的根源歸結為這些國家的高福利上，并提出我國需要防止高福利風險。我認為，我國仍處于較低的福利階段，遠不是所謂的“高福利”問題，即使有“福利風險”，也只會是“低福利”甚至“負福利”帶來的社會風險。為此，按中央的部署，到2020年基本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風險，而且十分有利于推動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
3.加快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財稅體制改革。無論是擴大消費還是理順收入分配關系，都與現行的財稅體制直接相關。走向消費主導，迫切需要加快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財稅體制改革。應當說，啟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社會各方面有高度共識，問題在于改革的決心和魄力上。
(1)逐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2)逐步降低企業稅負，尤其是小微企業稅負，使勞動收入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3)加快財政公開透明化進程。
4.以公益性為目標，重新配置國有資本。2005年國有資本只有23萬億，目前為53萬億。不到5年的時間國有資本提高了一倍以上。在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強化公益性應當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之一。總體上看，國有資本尚未在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對此，建議做出兩個大的調整：
(1)把一部分國有資本從經濟領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會領域。使國有資本、尤其是資源性國有資本及其收益成為社會福利建設的重要支撐。
(2)加大國有資本的收租分紅力度。2010年國有企業累計凈利潤接近2萬億元，如果收租分紅比例提高到50%左右，那么就有1萬億資金用于社會福利體系建設。
新階段實現從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型，關鍵在于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中心政府轉型進程。
1.改變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現在以政府為主導、以GDP為主要目標、以重化工業為重點任務、以土地批租為突出特點、以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的“增長主義”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了。應當說，“增長主義政府”傾向具有普遍化、并進一步加大的趨勢。如果繼續下去，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將會越積越大，陷入“發展中陷阱”的危險也會越來越大。
2.加大社會性公共服務的供給。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推進中央地方關系從經濟總量導向轉向公共服務導向。由此，要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理順中央地方關系，并配套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3.加強政府自身改革，防止權力與市場結合。從現實的情況看，打破利益集團對體制與政策決策的影響，重在破除行政壟斷，防止特權經濟。
4.重要的是約束政府自身利益，強化其作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角色。2005年我提出政府是否具有自身利益的問題時，有人不贊成。現在來看，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化、加大化的趨勢。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問題不解決，又難以置于社會監督之下，政府自身在“切蛋糕”中的份額會越來越大。這樣，體制機制性腐敗是不可避免的。
未來5-10年轉型升級的主題是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為此，需要推進以消費為主導、以公平與可持續為目標的二次轉型與改革。與一次轉型與改革相比，二次轉型與改革更具有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