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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道，今年北京市人社局將啟動中央級公費醫療改革的方案設計，明年計劃正式將中央級公費醫療納入職工醫保的改革。
公費醫療改革正在穩步推進，今年是公費醫療改革的最后一年，此前一些地方公務員公費醫療已經納入職工醫保，如今中央級公費醫療也納入職工醫保。公費醫療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中央提出的所有現存的公費醫療制度最終將全部與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并軌，即公費醫療人員不再享受特權醫療福利，納入職工醫保。
應該說，這一改革深得民意，由于此前公務員看病全報銷，出現了過度醫療和過度報銷等問題，不僅吞噬了大量醫療資源，更增加了納稅人的沉重負擔，直接損害了社會公平。
在為這項改革叫好的同時，還應該看到方案留下了一條尾巴——“公費醫療并入醫保后，公務員可以有補充保險，確保看病報銷補償水平不下降。”不知道所謂的看病報銷補償水平不下降是何含義？難道仍然是原來100%，或實報實銷？若如此，同樣帶來了不公平。
眾所周知，目前，我國新農合門診報銷比例30%-40%，學生兒童的住院報銷比例為70%，其他人員則為60%，報銷封頂線均為18萬。城鎮居民醫保，今年的住院報銷比例統一到70%，最高支付限額統一到17萬元。由是觀之，城鄉居民的最高報銷是70%，遠遠達不到公務員報銷的100%。
確保公務員報銷補償水平不下降，無疑背離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精神。公費醫療改革的目的正是為了打破公務員在醫療上的超國民待遇，現如今其待遇并不縮減。而我國“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留下一個尾巴在于改革觸動了公務員群體的利益，阻力太大，因此也就既需要所謂的“攻堅戰”，也需要妥協和退讓，不降低其報銷水平就是妥協。如此一來，改革倒是容易推進了，但意義就不太明顯。這種邏輯像一些贖買式改革，比如公車的貨幣化改革，有的地方取消公車，對官員進行貨幣補貼，因為阻力大，對官員貨幣補貼的成本甚至比保留公車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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