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既是短期政策的著力點，又是中長期的戰略選擇。擴大內需、拉動消費，釋放城鄉居民消費的巨大潛力，逐步使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可以為我國未來5～10年保持8%的增長奠定重要基礎，對世界經濟再平衡發揮重要作用。
我國由生存型階段進入到發展型新階段，社會需求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由此，將釋放城鄉居民的巨大消費潛力。能否抓住歷史機遇，用5～10年的時間基本實現消費主導的目標至關重要。
1.消費主導的目標。走向消費主導，就是要改變消費率持續下降的趨勢，使消費率明顯上升。從現實情況看，未來5～10年走向消費主導可以分兩步走：
（1）“十二五”時期初步實現消費主導。其主要標志：最終消費率從49%提高到55%；居民消費率從35%提高到45%。
（2）到2020年基本實現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其主要標志：最終消費率進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以上。
2.
實現消費主導的現實基礎。總的看法是：由于居民消費需求升級、消費市場潛力巨大，我國消費需求增大是一個中長期的客觀趨勢。就是說，我國走向消費主導既面臨重大的歷史機遇，又具備基礎條件。例如：
（1）城市化正處于快速推進中。現在看來，未來5～10年，我國的城市化至少還有10到15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世界銀行前副行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曾說過，21世紀初期影響世界最大的兩件事：一是美國的新技術革命；二是中國的城市化。麥肯錫的研究報告認為，按照目前中國城市化發展趨勢，中國的城市消費量在2008年到2025年這17年的增量就足以創造一個相當于2007年德國市場的總規模。
城市是消費的主要載體，城市化是拉動消費的戰略重點。未來10年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將釋放巨大的消費能力：
一個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大概是3個農民的消費。城市化水平提高一個百分點，將拉動最終消費增長約1.6個百分點。
如果農村人均消費水平提高到城鎮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的60%，按2009年數據測算，年新增消費規模將超過3.6萬億元。
農民工市民化，不僅有助于釋放2.3億農民工的消費需求，還能夠拉動相關的投資。有研究表明，每轉移一個農民工，大概需要10萬元的投資。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轉移1000萬農民工，由此帶來的年投資規模不低于1萬億元。
（2）服務業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我國的服務業比重只有43%左右，遠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未來10年左右，如果服務業提高15個百分點左右，將帶來巨大的消費市場。
以文化產業為例，2010年我國文化消費占GDP總量僅僅為2.5個百分點，同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有相當大的差距。例如，日本為15%左右，美國文化產業比重達到25%，歐洲平均為10%～15%。如果未來5年文化消費占GDP比重達到5%以上，將新增約4萬億元的消費規模。
3.走向消費主導的增長前景。長期以來，由于習慣于投資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對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還存在某些疑慮。有學者提出，由于我國已經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調整期，中長期潛在增長率將下降，今后2至3年、最多3至5年，經濟增長速度將由9%左右回落到6%～7%。在我看來，這個估計的前提需要討論。一定條件下消費的變化對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
（1）如果消費潛力能夠有效釋放，最終消費率達到60%以上，投資率回歸到正常水平，即40%以下，那么未來10～20年實現8%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應當說是有可能的。
（2）如果消費率一直上不去，甚至逐年下降，那么，即便投資率上去了，我們也將面臨“低消費陷阱”的挑戰，不僅很難實現8%的增長，而且還將面臨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社會矛盾和風險。
面對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保增長成為短期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目標。這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規模。問題在于，保什么增長？如何保增長？
在我看來，與2008年反危機的投資導向有所不同，近期保增長，需要在短期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為中長期的消費主導奠定基礎、創造條件。
1.
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狀況難以為繼。國家“十五”計劃曾提出，居民消費率要提高到50％。由于經濟總量導向的增長方式不僅沒有改變，事實上還進一步強化，使各級政府把注意力放在GDP上，這使居民消費率持續下降，到2010年時僅為33.8％，最終消費率僅為47.4%，投資率首次超過消費率。
這些年，投資率居高不下，對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里需要討論的問題是：除歐美市場萎縮給投資增長帶來巨大壓力，國內市場變化對投資帶來哪些重要影響？這里，有以下3個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
（1）當前無論是工業品還是基礎設施均面臨著過剩壓力。如果這一格局不盡快改變，積累的過剩產能就有可能被迫以經濟危機的形式強制性地清理，由此帶來巨大的經濟社會成本。
（2）投資產出率持續下降。從1997年的3.17元下降到2009年的1.52元。這不可避免地帶來對投資效益下滑的隱憂。
（3）高投資依賴于大量的信貸與貨幣投放，增大了金融體系系統性危機的風險因素。
面對投資增長的現實挑戰，我們既不能低估投資在拉動增長的重要作用，也不能繼續傳統的高投資、高增長的老路，以防止產能過剩帶來的危機。這里需要研究的是，新階段投資增長的現實基礎何在？
2.
消費潛力釋放正處于重要的歷史拐點。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并不缺乏消費潛力，不缺乏經濟增長點。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社會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以人的自身發展為重點的發展型需求正在全面快速上升，由此帶來巨大的消費潛力。
例如：這些年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不斷增長，其消費占比分別從1990年的32.3%和33.4%增長到2009年的53.01%和53.22%。從這一現實出發，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是社會需求結構變化對投資結構的深刻影響。
具體來看：
（1）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加大。中央確定了三年內3600萬套的保障性住房建設目標，初步估算需要5萬億元左右的投資規模。
（2）教育投資需求不斷上升。要實現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4%的目標，還需要10萬億左右的資金投入。
（3）醫療服務的投資需求還較大。要實現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均等化的目標，8500億投入還遠不夠。在政府加大投資的同時，還需要充分調動社會資本的參與。
3.走向消費主導的投資是有效的投資。保增長需要投資。特別是需要有助于釋放消費潛力、助推消費主導的投資，實現投資轉型。
（1）調整投資結構。以政府投資為例，2008年政府反危機投資的相當比例是集中在基礎設施等生產性投資。在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等社會領域的公共性投資雖有加大，但尚不到位。未來幾年的投資，應當按照需求結構變化的趨勢，加大以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等為重點的公共性投資。
初步估算表明，加大社會領域投資，初步實現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高的目標，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年增長率需要達到5%左右，初步估算投資總額達到20萬億元左右。若這個投資能夠到位，可明顯拉動消費率的提高。
（2）優化投資資金來源。擴大內需、拉動消費，需要大量的投資。從現實情況看，重要的優化投資資金來源結構：一方面，政府投資要調整存量，重點是調整國有資本配置，以公益性為重要目標加大國有資本對社會領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擴大民間資本投入，尤其是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到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建設等領域。這就需要改革現行的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改變國有資本配置結構，改變民間資本投資門檻。
這些年社會需求總量在全面快速增長，需求結構發生明顯變化，為什么消費率不升反降？我認為有兩個重要原因：
（1）擴大消費需求被現行的經濟結構所束縛；（2）城鄉居民的消費潛力被不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及其體制機制所抑制。總體上說，拉動消費重在轉型與改革的突破。當前，重要的是在以下幾個方面的轉型與改革方面取得突破。
1.
加快推進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與問題，既存在于初次分配領域，也存在于再分配領域；既有市場經濟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社會福利體系建設不到位的原因。在我看來，能否打破利益掣肘，成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挑戰。
收入分配方面某些矛盾和問題積重難返，有制度、法律不完善、“潛規則”盛行的原因；更有利益關系尚未理順，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團影響的重要因素。無論是壟斷行業改革，還是政府“三公”經費治理，成效甚微，步履維艱。能否打破利益關系的制約，成為新階段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大難題。
2.
基本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歐債危機以來，有學者把問題的根源歸結為這些國家的高福利上，并提出我國需要防止高福利風險。
我認為，我國仍處于較低的福利階段，遠不是所謂的“高福利”問題，即使有“福利風險”，也只會是“低福利”甚至“負福利”帶來的社會風險。為此，到2020年基本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風險，而且十分有利于推動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
3.
加快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財稅體制改革。無論是擴大消費還是理順收入分配關系，都與財稅體制直接相關。走向消費主導，迫切需要加快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財稅體制改革。應當說，啟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社會各方面有高度共識，問題還在于改革的決心和魄力上。（1）逐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培育中等收入群體。（2）逐步降低企業稅負，尤其是小微企業稅負，使勞動收入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3）按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關系，努力實現各級政府事權與財力的基本平衡。（4）加快財政公開透明化進程。
4.
以公益性為目標重新配置國有資本。2005年國有資本只有23萬億，目前已增長到53萬億，不到5年的時間國有資本提高了一倍以上。總體上看，國有資本尚未在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在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強化公益性應當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導向。
（1）加大國有資本的收租分紅力度。2010年國有企業累計凈利潤接近2萬億元，如果收租分紅比例提高到50%左右，那么就有1萬億資金用于社會福利體系建設。
（2）把一部分國有資本從經濟領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會領域，使國有資本、尤其是資源性國有資本及其收益成為社會福利建設的重要支撐。
5.
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新階段實現從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型，關鍵在于推進政府轉型進程。
（1）改變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要在經濟生活領域堅持市場主導的基礎上發揮政府作用，而不是在政府主導的基礎上發揮市場作用。也就是說經濟增長方式要從政府主導型轉向市場主導型。政府在經濟領域的定位主要是提供經濟性公共服務。
（2）加強社會性公共服務的供給。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推進中央地方關系導向從經濟總量轉變為公共服務。
（3）加強政府自身改革，防止權力與市場結合。防止行政壟斷，防止特權經濟，有利于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
（4）重要的是約束政府自身利益，強化其作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角色。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問題不解決，又難以置于社會監督之下，政府自身在“切蛋糕”中的份額會越來越大，政府自身利益傾向就會越來越明顯，由此給經濟社會轉型帶來嚴重阻力。
總體上說，未來5～10年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需要加大以消費為主導、以公平與可持續為目標的二次轉型與改革的力度。與一次轉型與改革相比，這更具有歷史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