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去年起中國債券市場的信用事件就開始絡繹不絕，2012年也被兩起信用事件拱開了大門，形成了媒體大肆報道，大眾火爆圍觀，市場擔驚受怕，監管整頓規范，發債主體幡然悔悟的局面，債券市場也由此進入了大眾的視野，受到廣泛的關注。
回首過往，其實所謂的信用事件至少有多一半并非來源于債務主體的財務困境，而是信用主體或相關方意識不足造成的，這在債券信用事件受到多方關注后，發債主體的信用意識普遍增強，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債券市場作為更高效的信息發現和交流平臺已經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中國債券市場對于信用風險的定價能力還處于原始的階段，原因就是缺乏實際違約的出現，從未跌倒過的孩子是學不會走路的。
債市規模的經過前三年突飛猛進的增長，企業發債融資占全社會融資總量的比例已經從1.6%上升至8.5%,但進一步增長已經遇到了瓶頸。高等級大塊頭央企的發債規模大多快達到發債上限，目前只能靠私募債、超短融等非常規品種緩慢增長，而增長潛力巨大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債券無論其票面利率有多高，也乏人問津。這實質上反映出當前債券市場中各類主體幾乎都在回避真實的信用風險。
銀行說我們的錢是儲戶的錢，我們要負責，保險公司說我們的錢是人家養老的錢，我們要負責。哪個投資經理買的債券出了信用事件都是該機構的重大丑聞，傳出去投資經理是要下課走人的，但若是市場波動造成的巨大損失卻可以找到多種托辭；問題債券的主承銷商多半驚慌失措，四處為問題公司找資金墊款。這直接造成了主力債券投資機構對于高收益低評級債券的完全回避的態度，部分是機構主動回避，部分是監管要求導致。
增長空間巨大的高收益債券實際上處在高供給低需求的困境。導致高收益債需求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推動高收益債市場發展應從供需平衡的角度入手。首先，中國的金融資產90%在商業銀行體系內，商業銀行自營資金的低風險偏好決定了中國金融資產的低風險偏好。改變這一現狀的路徑就是鼓勵金融機構開展資產管理業務，讓存款通過資產管理產品進入資產市場，提高收益水平。信托公司憑借其先天優勢已經在這方面領先一步，但由于其在固定收益領域積累甚少，后天優勢欠缺；而證券公司盡管有很強的債券投研能力，但監管和渠道所限，其管理的資產規模停滯不前。不同類型金融機構在財富管理業務上互相配合，從銷售渠道到產品設計到主動管理，各類型金融機構扮演不同的角色將會促成資產管理業務的高速發展，從而推動高收益債市場的快速成長。在這一過程中，監管推動和適度放松是關鍵的一環。
其次，金融機構對待債券信用風險的態度應從規避到經營。不要忘記，金融機構是經營風險的機構，不是規避風險的機構，只要市場給出了信用風險合適的價格，為什么不能承受信用風險？能夠承受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機構為什么就不能承受一定的信用風險？能夠承受貸款壞賬為什么不能承受債券違約？隨著機構經營實現硬約束，經營目標越來越市場化，對待債券信用風險的態度將會逐步轉變。監管機構不能充當投資經理的角色。
再次，監管機構和媒體對于債券信用事件應給予建設性的管理和關注。信用事件并不是洪水猛獸，關鍵是促成市場把不同風險資產與不同風險偏好和不同風險承受能力的投資者相匹配。
從目前國內的信用環境來看，2012年上半年仍然是信用事件的高發期，但這主要是經濟周期決定的，并非系統性風險，中國尚未到信用風險的爆發期，隨著流動性的恢復，信用事件發生的頻率將會平復，因此，二季度將成為中低等級信用債的最佳配置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