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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金融發達國家反內幕交易反了幾十年，現在他們不得不承認，內幕交易就在政府內。瑞士中央銀行行長菲利普·希爾德蘭德（Philipp
Hildeband）便是個典型例子。一向以加強監管的斗士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的希爾德蘭德，居然也卷入了利用內幕信息炒匯的丑聞之中。
配偶借勢謀財，是全球各國官員腐敗的通病。
瑞郎去年一度瘋漲，瑞士中央銀行遂采取措施，強行壓低瑞郎。但就在消息公布之前，希爾德蘭德的太太悄悄購入了大量美元，從中狠狠賺了一筆。事情被捅出來后，輿論一片尖銳批評之聲，并要求希爾德蘭德辭職。1月5日，希爾德蘭德趕忙開了個記者招待會，回應各方批評。希爾德蘭德早年在對沖基金干過，早已曾經滄海，果然處變不驚。他在會上百般辯解，一口咬定其夫人的做法道德上值得推敲，但“法律上并不越軌”。他又說，他太太是經濟學家，個性很獨立。言外之意是，行長太太賺錢全憑聰明才智。可對于實質問題，希爾德蘭德避而不答：行長夫人在大量買進美元之前是否從丈夫處獲悉瑞士銀行即將采取的新措施？但希爾德蘭德還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將其內幕交易所得捐出。
為平息輿論的憤怒，瑞士政府煞有介事地聘用一家國際會計事務所，調查希爾德蘭德太太涉嫌炒匯一事，結論是沒有查出有任何違法行為。本來就不過是裝裝樣子而已，哪里會查出什么呢？瑞士官方對此早已定性，說是希爾德蘭德所掌握的貨幣信息是“特權信息”（privileged
information）。既然沒有內幕信息，哪里有什么內幕交易？收人錢財，自然替人消災，這種中介機構的收費調查，怎么可能會查出什么違法行為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查過其前總裁卡恩的性丑聞，查不出任何重大問題；安然公司也曾經聘請律師事務所來調查，也是查不出任何重大問題。
那么，美國的情況如何？美國是證券法的發祥地，其經驗無疑對各國有很大示范作用。無奈美國的情況更糟：內幕交易大行其道，美國國會議員們利用內幕消息謀財，呼兄喚弟，呼朋喚友，忙得不亦樂乎。2004年美國有一項研究表明，與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股指平均值相比，國會議員手中所持股票的收益要高出12%。
別看華盛頓的國會議員們表面上那么疾惡如仇，時而設立小組委員會，調查這家或那家公司的不法行為。其實是身為小組委員會成員的國會議員，照樣可以買賣接受其調查的公司的股票。不僅如此，國會議員們還有向對沖基金通風報信之嫌。2009年12月8日，國會議員就醫療保健法案達成協議。這對保險公司當然是利好。就在達成協議幾個小時之前，對沖基金的頭面人物就已獲得相關消息；某些國會議員在國會接見了對沖基金的頭面人物，向他們通報了有關情況。
圈內人士原本才智過人，凡事一點便通，國會議員只要略有暗示即可。對沖基金經理與國會議員見面次數頻繁，但并非每次都能獲得信息，也是四處撒網，廣種薄收。但他們只要有一回成功，便足可大賺特賺。
2006年，曾有美國國會議員提出限制國會議員股票交易的立法提案，但議案遭到冷遇，最后不了了之。美國國會是立法機構，議員擔負著立法重任，但恰恰就是這些議員先生、女士們，在內幕交易方面大膽過人，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對于查處國會議員的呼聲，美國證交會卻表示犯難，說是法律、法理上有困難。按照證券法的常規理論，公司高管對于公司負有信托責任（加強版忠誠責任），不得利用因其與公司的特殊關系而掌握的公司內幕信息買賣股票牟利。可美國議員并非公司高管，與公司并無信托關系。美國國會議員所掌握的信息大多涉及宏觀經濟，涉及政府的大政方針，并非某一公司的專屬信息。
實在呢，美國證交會若真想去調查國會議員，當然并非完全師出無名。美國有關內幕交易的法律和法律理論是在不斷演變和發展的。美國又是普通法國家，法官一貫勇于實踐，敢創先例，證交會完全可以小試牛刀，查幾個國會議員試試水，即便不能將其繩之以法，也大可借此敲山震虎，以儆效尤。說白了，美國證交會之所以按兵不動，真正原因是不愿意、也不敢得罪國會議員們。美國國會既管證交會的高層領導任命，又管證交會的開支，證交會如何敢得罪這些國會議員大人？但美國證交會追查中國在美上市公司時，就完全是另一副嘴臉了：似乎執法如山，一身正氣，還一路打上門來，向中國證券監管機構興師問罪。
《瓦爾登湖》的作者亨利·梭羅曾感嘆道：“對于邪惡之樹，如果有十個人在削剪邪惡的樹枝，只有一個人在試圖挖掉邪惡之根。”對美國資本市場的現狀，梭羅一百多年前的觀察依然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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