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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日前出臺《關于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意見》，首次從國家層面描繪了農民工參與社區生活的“路線圖”。這也是中央就農民工融入社區問題下發的第一個專門政策文件。今后，就業、醫療、住房等社區服務項目將逐步覆蓋農民工，社區在擬訂發展規劃等事項時，也將聽取農民工意見。（《京華時報》1月5日）
社區服務范圍擴大并逐步覆蓋進城農民工，既是社會公共服務的一種延展、普惠，也是對久居城市的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一種確權。這樣“一攬子”的解決計劃，注定將在農民工融入城市的艱難歷程中留下濃重一筆。
不過，農民工若要真正融入城市社區，這次設定的“路線圖”目前看來更像一個高高懸起的胡蘿卜，從農民工目前所處的實際位置走過去，摘下這個胡蘿卜，仍不免有些遙遠甚至艱難。
其一，“路線圖”提及的諸多服務內容，豐富而駁雜，是服務更是基本權利，有些屬于急務，有些則可暫時放放，并非當下之急務，并不宜簡單、籠統地歸到一堆。比如說，農民工有權參選樓棟長、居民小組長之類的設計，就有些不著邊際。在穩定的住所還是一個問題的情況下，參選樓長云云不免有些冷笑話的意味。還有，與社保、醫保、住房保障等關鍵性的個體權益相比，社區教育、文化體育、社區矯正等項目，同樣不是什么火燒眉毛的事情。
既然是在描繪“路線圖”，就該同步開列“時間表”，而不是只畫出一個輪廓、遠景。當下，困擾億萬進城農民工最迫切的問題，一個是子女教育，另一個是社會保障。恰恰在這兩個問題上面，僅靠城市社區服務的延伸很難辦得到。僅以教育而言，這些年來盡管媒體多有報道，有識之士也傾力呼吁，可制度上的“深溝高壘”依然很難翻越。打工子弟入學難的困境不僅沒有解決，反而在某些城市大大加劇；而異地高考也遙遙無期。
其二，“路線圖”在賦予進城農民工諸多權利的同時，還必須切實限制相關部門的權力。不然，只能口惠而實不至。比如，“鼓勵社區興辦商業性便民利民服務網點，吸引農民工就近就便在社區靈活就業”，這些年來，類似的政策規定并不鮮見，但落實起來不免大打折扣。農民工能否在社區就近靈活就業，往往要取決于地方政府是否足夠寬容、城管執法是否足夠人性化。
很多時候，只要城市各級政府、部門約束自身權力，農民工自身完全可以找到謀生之道。這已經被無數活生生的實例所證實。數目龐大的農民工天然具有“討生活”的能力、不折不撓的勇氣，城市政府只需真正以制度的善意對待他們即可，不要動輒就是驅逐、打壓，更不要總是根據城市自身的需要，召之即來揮之即去。
現在很多地方都在討論取消“農民工”的稱呼，在我看來，稱呼本身只是一種指稱，只要這個特定人群存在，無論是叫“農民工”，還是叫“新型產業工人”，本質上并無太大變化。真正需要改變的，是由來已久的城市歧視農民工的制度偏好、慣性思維。
現在，“路線圖”已經繪就，剩下來的就是不折不扣地執行。在實現城鄉平權的道路上，農民工只希望一點點的具體改變。每一點看得見的、摸得著的小小改善，都讓人心中充滿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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