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我國產業結構失調的關鍵不在于增量調整，而在于存量優化；從存量結構上看，主要著力點不在第一、第三產業，而在第二產業。
●我國以制造業為基礎的結構存量調整的方式，必須基本實現從行政化到市場化的轉變。
●資源類、能源類基礎產品價格改革也應該像糧食價格改革一樣，隨行就市，引入競爭機制，從政府直接定價、政府直接調價轉變為“調放結合、以放為主”。
前不久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重申，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我國仍然要在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上，“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新進展，在深化改革開放上取得新突破”。當前，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連續數月回落，在通脹緩解的同時，先行指標PMI(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32個月來也首次降至50以下。這些新動向顯示，前期宏觀調控政策已收到一定實效，從而為“轉方式、調結構”，特別是為率先轉變調整結構的方式、深化資源能源等基礎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的重大改革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空間。
按照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二五”規劃建議和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的指導思想和發展目標的要求，即作為主線的“轉方式”要“取得實質性進展”，作為主攻方向的“調結構”要“取得重大進展”，任務極為艱巨。因為“轉方式”、“調結構”以及節能降耗減排(萬元GDP下降17%)緊密相關、一脈相承，都是由來已久、長期累積的“老大難”、“硬骨頭”，對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的要求極高，對深化各項改革的時機選擇要求更高。
在我國，歷來是保增長易，調結構難。究其原因十分復雜，但說到底是外延式增長慣性的體制、機制問題。因為沿襲舊制易，創新機制難。無法回避和否認的事實是，解決我國產業結構失調的關鍵不在于增量調整，而在于存量優化；從存量結構上看，主要著力點不在第一、第三產業，而在第二產業。因此，產業存量結構調整優化的思路不應再是僅僅著眼于對新增產能的優化升級，重點應該放在消化存量結構、解決長期累積下來的經濟存量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上。目前，試圖依靠發展新興產業來“調結構”，仍屬于“增量解決”的老辦法，時間長、見效慢、等不起。況且，體制機制病灶不除，新興產業注定沿襲舊道、增添新亂。若要在短期內取得實效，必須有解決存量難題的新思路。
基本的政策思路建議是：十二五時期，要加快培育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特別是要素市場體系和基礎產品價格體系，不失時機地將中央一再強調的“資源配置要建立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落到實處，把產業結構的市場調節落到實處。為此，我國以制造業為基礎的結構存量調整的方式，必須基本實現從行政化到市場化的轉變，要強化金融、商貿等服務業的疏導、中介功能，創建有利于推進服務業深度參與結構存量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體制政策環境。
鑒于目前經濟因素的高度復雜性、不確定性和以往的經驗教訓，當前的經濟轉機不僅來之不易，而且稍縱即逝，需要備加珍惜，切實把它用在“轉方式、調結構”的刀刃上。一定要在關鍵領域加大改革力度，不要再次錯過難得的寶貴時機。與此同時，對房地產和經濟增長從緊的調控政策絕不能放松，更要防止經濟過熱和物價反彈卷土重來、前功盡棄。
1、“十二五”期間結構調整的方式必須基本實現從行政化到市場化的重大轉變，從政府主導型轉變為市場主導型
以往的宏觀政策實施效果表明，總量管理是政府的強項，而結構調整是市場的強項。追溯我國經濟、產業結構扭曲的原因，根子就在于政府包辦、過度干預市場。十二五期間，必須抓住機遇下大決心徹底改革從計劃經濟體制延續至今的縱向化、條塊分割、九龍治水的行政管理體制，著力解決政企不分、行政壟斷、地區保護等頑癥，弱化政府部門對結構性問題、產業政策問題的直接行政干預、行政命令、行政包辦。要改變包辦式思維慣性，切實從行政命令調節轉變為市場信號調節，對存量結構調整要從自上而下為主，轉變為自下而上為主；行政會議為主轉變為商務會議為主；“會議調節”、“文件調節”要轉變為“參數調節”，將結構性的資源存量配置問題切實建立在市場化的稅率機制、利率機制、匯率機制、價格機制、訂單機制、淘汰退出機制的基礎上。
2、充分發揮金融、商貿服務機制的調節作用
我國正處在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轉型期。為改革和轉變存量結構調整的方式，服務業要唱主角、發揮引領作用。關鍵是政府要創造必要條件，推動這一轉型。市場調節在現實生活中具體表現為參數調節、商務機制調節和中介機構調節。作為市場配置資源的“人格化”表現，服務業不僅表現為某種產業，還是一種機制，它們對實體經濟中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和市場運行效率提升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金融服務業資助優質項目、盤活存量資產的機制，以及商業信貸機制、淘汰退出機制、商貿服務業競爭性的商貿訂單機制、倉單質押機制、貨物代理機制和分銷渠道機制等等，都會憑借貼近市場和了解消費信息的優勢，對制造商、供應商產生強大的引領提升作用。因此，在結構調整這個大主題上，要給市場實現自我調整的機會，打破行政壟斷，明確市場準入，維護公平競爭，從戰略高度重新定位服務業。
3、推動生產性服務業深度參與市場化的產業結構調整
鼓勵金融、商貿服務業向制造業滲透，與制造業融合，在研發、創新、投資、風險、采購、儲備、銷售等關鍵環節建立長期的契約化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提供化解系統風險、滿足全方位需求的周到服務。一是通過資本市場、產權交易市場、資產管理公司、期貨公司等組織創新，強化金融服務業兼并重組、盤活存量、淘汰退出的能力；二是通過商貿服務業技術創新提升商務、物流配送等生產性服務能力；三是通過制度創新健全產業鏈信息與利益共享機制，建立適合大規模生產的專業化流通服務能力；四是打破制造業的地方保護、封鎖和行政壟斷，剔除壟斷利潤，明確“政策待遇”，促進制造業中的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具有同樣成長為大型骨干企業的市場機會。
為此，要完善工業品流通體系，確立制造業所需要的現代批發體系，根據各類商品流通的特點和規律，完善多層次的分銷渠道。作為產業鏈條上的緊密型關系主體，金融、批發、零售、物流、制造商之間也須完善以商業信用為基礎的契約機制，依靠金融、商貿業信用制度創新，保證各環節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及合作，促進信息和利益共享，強化制造商生產性服務外包的內在動力。例如，建立退出補償機制，讓堅持低水平、高耗低效的落后產業和企業得不償失、自愿放棄的市場化競爭機制和評價體系；金融、商貿業服務要前移，推動以消費需求引導研發，研發成果按照需求尋找國內外廠家訂單，增加制造業的附加值，實現在當地的本土化；大型物流服務商可以提供前置化生產與共同創造，完成“從傭人到管家”的功能提升；加強標準化建設、品牌建設、物聯網建設：物流智能化建設。
4、深化資源、能源類基礎產品價格體系的市場化改革
深化資源、能源類價格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是轉方式、調結構的關鍵和要害。但是，多年來，由于種種原因，深化此類改革的時機被一再錯過。
市場化的價格信號對結構調整具有重要意義。對于水、電、燃油、天然氣、煤炭等重要資源、能源類基礎產品價格的改革，目前僅僅局限于“調”的思路，即政府定價、政府調價，而“調”的目的是為了“理順”。這種價格形成機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市場價格體系，仍然是沿襲老辦法，因而也很難“理順”，難以充分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和產業結構優化的要求，也很難滿足、擺平利益相關各方的訴求，更難扼制資源、能源的浪費和高耗低效勢頭、實現節能降耗減排的目標。另外，新近出臺的資源稅改革，也需要有市場化的資源能源價格機制作基礎和底盤，否則，“政府定稅、政府定價、政府調價”的高度集中的傳統模式也會把經濟越管越死。
資源類、能源類基礎產品價格改革也應該像糧食價格改革一樣，隨行就市，引入競爭機制，從政府直接定價、政府直接調價轉變為“調放結合、以放為主”。即，在宏觀指導調控下，逐步放開價格，令資源能源等基礎產品價格隨行就市，根據市場供求變化，在一定區間波動，形成動態化、市場化、靈敏化的基礎產品價格導向機制。當然，“以放為主”絕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放了之”。鑒于此項改革的高度復雜、敏感和風險性，具體操作一定要周全、穩妥，把握好措施出臺的時機、力度和節奏，但在市場化的方向性問題上必須明確、毫不含糊。在隨行就市的基礎上，宏觀調控的常規要點，一是依靠必要的儲備吞吐和進出口來維持正常波動，監控、防止過度投機引發的異常波動；二是依照反壟斷法嚴密防范、嚴格監管人為制造短缺、操縱價格牟取高額利潤的壟斷行為；三是對低收入群體和少數產業群體輔以必要的財政補貼；四是努力使基礎產品價格水平與穩定物價總水平的目標相銜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