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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2011年中，最為困擾中國經濟的兩大外部因素，就是美國和歐洲的債務問題。乍一看，美、歐的債務難題都是源于次貸危機之后政府應對私人部門去杠桿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必然后果：用公共部門的杠桿化來防止實體經濟的過度萎縮。但是在問題的實質上卻大有不同。這也使得國際金融市場對歐洲和美國的債務問題表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哪怕到了美國政府債務達到上限的最后一刻，美國國債卻還仍是國際資本共同選擇的“避風港”，美國國債收益率因此仍能維持在歷史的低位水平。歐洲的情況卻沒美國那么幸運，出于對歐元區各國政府應對議而不決，“擠牙膏”式應對危機措施的不滿，以及對于歐元區政策執行能力的一再失望，歐元區幾個邊緣國家乃至意大利這樣的核心國家的國債收益率都一度出現大幅飆升。希臘的一年期國債的收益率甚至一度沖破了120%。喜歡預測的各路經濟學家據此便對歐元的崩潰前景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的危言聳聽的預測。某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甚至言之鑿鑿地給出了一個歐元崩潰的時間表，最終的崩潰日期被這位先生設定在了2011年的10月。現在回頭去看，大家也就當作一個笑話看了。但這也從一個側面告訴世人，“神棍”式的論斷，和“陰謀論”的故事推演，固然可以在一時間吸引大眾的眼球，但若在金融市場上用作投資決策的依據卻大不可取。
那么，在2012年，我們外部經濟形勢還會面臨哪些可能的黑天鵝呢？
據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的數據，在2011年底，各對沖基金開出的歐元空頭合約達到127，900份，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起碼在短期內以美國為主的對沖基金對歐元的態度。盡管這種空頭倉位在2011年給大多數對沖基金帶來的是相當可觀的損失，可他們在2012年繼續做空歐元的態度并未改變。在2012年的一季度乃至上半年，
國際資本市場對歐元的態度都是偏向悲觀的。換言之，歐元面臨的市場壓力在2012年只會更大。
但是，這種市場壓力并不會導致歐元的崩潰。筆者認為，起碼在可預見的將來，歐元都將頑強地生存下去。當然不可否認，解決歐元區的危機將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筆者之所以認定歐元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崩潰，就是在于歐元承載了西歐幾國太多的希望和夢想。如果認真研究戰后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歷史，就不難明白，歐元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更多的還是一個政治問題。2011年深秋一連串的歐盟領導人峰會，帶給市場的是一連串的負面信號，將歐盟現存的決策機制反應拖沓緩慢的缺點暴露得一覽無余，也成了歐元懷疑論者的最強論據之一。誠然，一個缺乏統一堅強政治意志支持的貨幣，是不可能在現代信用社會存活下去的。但是，盡管在過去一年中歐元區決策機制的表現讓人失望，法德展現出的政治決心，卻讓人對歐元區的長期表現有了信心。危急時刻，恰恰也正是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起點。希臘和意大利最終能在市場壓力最大之時以技術官僚替代民選政府組成臨時過渡性政府，就印證了上述觀點。一個又一個正常時期無法解決的政治死結，在危機面前緩慢而被堅定的解決。德、法兩個歐洲核心國家，正希冀通過這次危機，對歐盟條約做出根本性的修正和更改，而更多的歐盟成員國國家層面的權力也正逐步在向聯盟層面轉移。2011年最后一次歐盟領導人峰會關于最終形成財政聯盟的舉措，正凸顯了這一進程所取得的重要的階段性成果。雖然由于英國人的反對，修約功虧一簣，投下了一縷陰影，但放長遠看，這不過是一個大進程的小插曲而已，歐元區核心國家的政治意志構成了歐元存在的第一個強力支持因素。誰都明白，這一整合的過程無疑會充滿阻力和不確定性，但起碼在可預見的未來，推動力會大于阻力。
其實，歐洲的核心問題，在于當下政府遵循的財政緊縮政策和經濟增長的兼容性問題。如果說為了財政平衡這一長治久安的目標，在危機的壓力下，各種手段齊上陣，壓迫歐元區的邊緣國家“改掉”大手大腳過度消費習慣，是推行當下“財政緊縮”的最大理由，那么當財政緊縮遭遇到經濟增長之時，兩者相較，經濟增長則毋庸置疑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經濟增長對于歐元區國家是“本”，財政緊縮達到的短期平衡乃是“末”，如果舍本逐末，則會留下歐元區長期的極大經濟隱患。所幸者，歐洲央行已開始執行減息并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對沖財政緊縮政策可能帶來負面經濟增長效應。新任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明確表示，前任特里謝的幾次加息行動是錯誤的，并減息一次。由此可以預期，歐洲央行在2012年會不斷執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這無疑會有助于減輕歐洲的債務負擔，并對緊縮的財政政策形成某種程度的緩沖。而不斷走低的歐元匯率，也有助于歐元區核心國家如德國的出口。最新公布的好于預期德國的PMI指數剛好構成了積極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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