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周年，十年來中國在經濟、社會、法制等領域都獲得了較大發展，并且在去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入世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有目共睹。但是十年后的今天，我們仍然要看到自身的不足，比如，在行政管理體制、法治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等方面仍然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這應當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按照WTO規則，中國在加入WTO的15年后，即2016年將自動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如果中國不能在2016年之前在這些方面進行進一步的改革，今后將在法律上陷入被動的局面。經濟參考報記者就一些相關法律問題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所國際經濟法室副主任劉敬東副研究員。
《經濟參考報》：回顧和總結中國加入WTO這十年，您認為，我們能取得今天的成績，其中最主要的經驗是什么？在加入WTO后的這十年中，中國應該吸取哪些教訓為今后發展提供借鑒？
劉敬東：中國能取得今天的成績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遵循了市場化方向。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個以市場化為導向，以市場經濟為原則，以多邊貿易自由化為基礎的條約體系群。一旦加入WTO就一定要遵守市場經濟的原則，這是中國政府承擔的國際義務，否則就意味著倒退，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現在，國內對未來經濟發展向何處去，應該加強管理還是放松管理，市場化多一點還是政府干預多一點，還存在一些爭論。實際上，在我們看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這些爭論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一旦成為WTO的成員就必須要遵守它的規則，也就意味著你已經認可了市場化的多邊貿易體系，你的經濟政策、貿易政策一定要圍繞市場化來制定。當初，中央之所以下大決心排除阻力一定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認為，這里面有兩方面深層次考慮，一是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二是把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特別是市場化的成就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回顧入世這十年一定要深刻牢記這一點。
十年后，為什么這個問題凸顯？主要是因為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經濟成就舉世矚目，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之相反，西方發達經濟體則處于衰落階段，這就使得一些人對源于西方的市場經濟產生疑問。
回顧和總結中國加入WTO這10年。我們認為，作為WTO的成員方，一旦經濟發展脫離了市場化的軌道，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把WTO比喻成一個“長著牙齒的法律機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和機構做出的判決能夠得到成員方這么大力的執行，無論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WTO做出的裁決各國都要尊重和接受。在中國加入WTO之后，還在爭論中國經濟究竟是由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的爭論沒有任何意義。如果不能按照WTO確立的市場經濟法律原則開展國內經濟活動，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以上訴機構今年3月份宣布的“雙反案”裁決為例。歷經近兩年的艱苦努力，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裁定中國所訴的美國的四起雙反措施違反世貿規則。但是在案件論證過程中很多問題對我國非常不利，甚至留下了巨大的法律后患。
比如，WTO在調查這些提供原材料的國有企業情況的時候，雖然最終結論認定這些提供原材料的國有企業不是公共機構，認為美國調查當局的結論是錯誤的。但與此同時，上訴機構又提出認定某個企業是否是公共機構的若干條標準，其中一項重要標準是該企業是否行使政府職能。在認定國有企業是不是公共機構這個問題上，雖然上訴機構沒有支持美國的觀點，但是他們提出的標準令我們深思和擔憂。如果美國以上訴機構提出的新標準來考查中國的一些國有企業的話，那么，現階段我國的一些國有企業將在這個問題上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
在這個案件中，上訴機構還同意了美國的一個觀點，認定中國的國有銀行屬于公共機構。理由很多，但是核心觀點是我國在銀行法律規定方面、在宏觀經濟政策規劃方面都提出了“要求銀行加大對某行業的支持”。根據這些證據，上訴機構認定，中國的國有銀行屬于公共機構。而公共機構被認為是政府實施補貼行為的前提條件之一，這樣的話就可以在其它條件具備的前提下對我國征收反補貼稅。不僅如此，上述機構在本案中還提出，由于國有銀行占中國金融市場絕大部分，因此無法將中國的銀行利率作為市場利率，同意美國調查當局以他國市場利率作為考察是否構成補貼的基準利率。這些問題突出反映，作為WTO成員方必須遵循市場化原則，一旦不遵循，那么在個案當中就要面對不利的局面。
按照中國在入世時簽訂的協議，中國將在加入WTO的第十五年自動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到那時，其它成員方有可能在名義上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是如果他們認定中國在某些具體做法上違反市場經濟規則和原則，侵害到他們的利益，他們照樣會在反傾銷和反補貼等問題上尋找替代國標準，就像“雙反案”一樣。
市場化導向是中國入世之后的一項不可更改的莊嚴承諾，中國加入WTO之后已經不可能再走回頭路，只有向前一直走下去，除非宣布退出WTO。如果不修改和完善違背市場化的國內法律法規和政策，WTO肯定要通過個案予以懲罰。
《經濟參考報》：近幾年來，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因為自身存在的各種問題，經濟發展速度明顯放緩，失業率居高不下，世界經濟持續低迷。與此同時，貿易保護主義也逐漸抬頭，這給中國這個世界第一出口國帶來嚴峻挑戰，貿易爭端和摩擦不斷。您認為，我國在反對貿易保護過程中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劉敬東：世界經濟低迷，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我們應該高舉自由貿易大旗，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但是，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需要注意一個問題，不要把正當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都歸為貿易保護主義，因為對某些商品進行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是在WTO規則允許的范圍內采取的措施，不能因為他國對我國采取“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就說是貿易保護主義。而且，“反傾銷、反補貼”反對的是不正當競爭，“保障措施”是為保護本國相關產業而采取的緊急措施，都是合法的措施。
我們一方面要揭穿貿易保護主義的本質，另一方面不要把正當的、WTO規則允許的、制止不正當貿易競爭行為的做法都歸為貿易保護主義，一定要仔細區分何為貿易保護主義，何為合理利用規則。只有在這種眼光下才能采取相應的措施和辦法來積極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如果把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一味都歸為貿易保護主義的話，今后必將束縛住我們自己的手腳。
比如，違反WTO規則、擅自提高關稅，增加非關稅貿易壁壘，我們要旗幟鮮明的反對，這些都是典型的保護主義。比如，最近歐盟出臺的征收航空碳排放稅，在WTO規則還沒有允許的情況下，擅自采取單邊行動，這可以被看作是貿易保護主義。只有理清這些概念，樹立正確的思想才能在今后的談判中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
《經濟參考報》：我們在各種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國民待遇”這個詞，比如，有人提出要給予民企以國民待遇，或者給予農民工以國民待遇，而你在各種場合曾經多次表示，“國民待遇”這個詞被誤用了，在國內要慎用。您能談一談這個詞誤用在哪里？該如何正確使用？
劉敬東：“國民待遇”是國際經濟法中一個專有法律原則，它與“最惠國待遇”孿生匹配，成為國際貿易中平等與不歧視原則缺一不可的兩翼。兩者的目標相同，都是為了實現貿易自由，減少市場扭曲，貨暢其流，但各自涉及的領域和要調整的法律關系不同。
國民待遇原則在WTO法律體制當中有著嚴格的法律定義，主要指GATT1994第3條和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第17條，本質是要求成員方給予進口的貨物或服務與本國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相同。國民待遇原則作為一項基本法律原則，在WTO體系當中有嚴格范圍和適用條件，并非無任何條件和限制的優惠待遇。例如，在服務貿易當中，國民待遇具體體現為市場準入的承諾，這是根據各成員方做出的承諾表來給予其他成員相同服務提供者以國民待遇，所以“國民待遇”作為一條法律原則有嚴格的法律含義和適用范圍，絕不能被濫用。
國內許多官員、學者經常在談及我國的私營企業待遇或農民工待遇的時候以“國民待遇”來作為目標，建議政府對這些企業或者農民工實行國民待遇，從法律角度講這就是一種名詞濫用。實際上，上述兩種現象都是一種追求國內市場平等的訴求，對私營企業而言是追求與國有企業享有市場公平待遇，對農民工而言是追求市民待遇，而不是所謂的具有嚴格法律界定的、被WTO法律體制規定為一項基本法律原則的“國民待遇”，這是一種濫用，即便是比喻也是不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