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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未來總是充滿著奇怪的想法和多種的情愫，同時又不得不回過頭去，反復強調“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而這種“瞻前顧后”心理情節，在年底通常尤其強烈。這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大到一國、小到一家公司，此時總會有回顧、考察和前瞻的要求：過去一年的年終總結，和新的一年的工作計劃當然是少不了的。不管是官話也好，套話也罷，哪怕在形式上應付一下，大家也要對未來做一些個人的小小預測。哪里都不能免俗。那么，2012世界經濟可能出現些什么現象，筆者今天在此就和諸位一起探討和分享。
大家現在最為關心的核心命題，恐怕就是中國經濟能否避免硬著陸了。筆者在今年7月和8月間在本欄有關中國通脹問題的系列專欄文章中曾提出，我國通貨膨脹發展形態的內外部環境都在改變，盡管存在人口結構的變化，但仍然不會是全面的結構性通脹。最近食品價格的全面回落態勢，看來已經印證了這樣的判斷。而目前超預期下滑的CPI和PPI，以及首次跌破榮枯線的PMI指數，還有最近連續10個交易日都盤中觸及跌停價位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都反映了一個問題：是否中國的經濟已如同這個冬天上海的天氣一般，一夜入冬，突然從幾個月前對通脹的擔心陷入到了對經濟過度收縮，陷入到了通貨緊縮陷阱的憂慮。
從其他國家的宏觀政策的實踐經驗來看，一國的經濟運行停留在CPI為0至3%的區間是最為理想的。但是，經濟運行是有其自身慣性和規律。一旦形成趨勢，如果政策錯失了最佳出臺的時機和力度，則在經濟周期和政策時滯效應的疊加之下，非但不能平抑周期，反而會加劇經濟的動蕩。所以，當我們看到最新公布的11月CPI數據已到了4.2%，并低于市場一致性預期4.4%的時候，出于對中國政府經濟管理掌控能力的懷疑，海外眾多“末日專家”已經把中國經濟崩潰的大合唱演繹得如火如荼，似乎已成了鐵論。但是幸運的是，中國政府最近的一系列政策和未來的前瞻性政策信號的釋放，已大大減小了這種可能性。相對于2008年面對以雷曼兄弟破產為標志的外部沖擊之下的宏觀政策的緊急轉向，誰都看到，這一輪經濟周期下的我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前瞻性有了大幅改善。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前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適時預調、微調的精神，已經在政策的操作過程中有了具體的體現。代表性的標志，就是銀行法定準備金率在觸及了21.5%的歷史新高之后，正式進入了調降周期。
相對于歐美捉襟見肘的公共經濟部門，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掌控力是毋庸置疑的。因為擁有相對健康的公共部門資產負債表，中國政府有能力在財稅政策上對實體經濟進行進一步的刺激和補貼。市場對地方債務平臺的擔心，隨著市政債券三個試點的順利推進，以及眼見上海市政債券發行時受到超額三倍資金認購之后，也正逐步得到緩解。當然，僅靠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是無法持久拉動經濟增長的。中國要贏得穩定長期的經濟增長，需要依賴兩個根本性的因素：第一，有效的政策保障應對短經濟周期的沖擊，避免實體經濟在受到內外部不利因素沖擊時陷入困境，造成短期經濟運行效率的損失和巨大的經濟社會成本。這對政策出臺的力度和時機都有很高的要求。一旦出現偏差，非但不能達到平抑周期的作用，反而起到經濟周期放大器的負面作用。盡管中央不停地表示要提高經濟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靈活性，但不能不說是在具體的政策實踐中，確實“知易行難”。第二，需要從制度變革層面釋放長期的制度紅利，相比于政策保障始終側重產業和公司層面，制度紅利的角度從根本上回答了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經濟引擎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出了筆者認為是唯一正確的答案：深化經濟結構調整，增加居民收入，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無疑，要實現上述目標，需要為政者的非凡勇氣和大智慧，在既有經濟增長模式走向盡頭的時候，擺脫既得利益集團的羈絆，努力解決民生問題。把中國的社會建設成為消費社會，扭轉居民收入分配不均，國有壟斷行業對私營部門的開放，金融監管的進一步開放透明，都需要得到切切實實的改善。除了綱領性的文件，大家還盯著具體成果。因為上面提到的每一個問題，都牽扯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是需要既得利益集團在現有法律和制度安排下，讓渡出一部分利益。這當然加大了中國經濟自我修復和轉型的難度。而這也正是海外部分輿論“中國崩潰論”的主要論據之一，他們認定中國現有的體制是無法自我修復的。筆者認為，中國的現實，或許更像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說的，是一個可以在現行的框架下進行內部改良的體制。因此，適度放緩的經濟加上民生的逐步改善，會使得中國經濟在“十二五”時期升級換代，成為未來增長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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