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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界關于劉易斯拐點的討論最近特別多，我想這可能是因為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用工荒”已是既定事實，而從深層看，如果劉易斯拐點真已在中國出現，那就說明中國的經濟社會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化，而對于這種變化的研究價值，遠大于劉易斯拐點本身。
劉易斯拐點理論對于拐點的出現有一個并非明確的隱性條件，就是所謂的二元經濟中的相對落后經濟的勞動力邊際產出的迅速提高，直至接近原來相對較發達的經濟水平，并且能包容更多的勞動力。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原先來自于落后經濟的過剩勞動力才會放棄對工資水平的低要求，轉而尋求更高的工資水平。如果僅從現象看，眼下中國勞動力市場似乎很有點像劉易斯拐點的結果，而且兩種情況都出現了，但如果從理論條件審視，我們并沒有發現劉易斯拐點的那個重要條件：二元經濟的淡化。也就是說，除非能證明現在的農村（原先的落后經濟）勞動力邊際產出真的提高并且能包容更多的勞動力回歸了，否則僅從現象判斷劉易斯拐點，恐怕就要犯經驗主義的錯誤了。
不可否認，隨著國家各項“護農”、“助農”政策的出臺以及大量農民工進城，加之生產機械化水平的提高，農村經濟的勞動力邊際產出的確有了飛快增長。但仔細分析這部分增長結構，這種勞動力邊際產出的增長并不足以吸收原先走出去的剩余勞動力回歸。首先，現在農村勞動力邊際產出（市場價值）增長得益于農作物市場價格的提升，即使產量不增，邊際產出也會增加；其次是生產機械化水平的提高；三是剩余勞動力外流，使得單位勞動力的產出水平增加了。從后兩條看，當前農村勞動力邊際產出的增加，實質上是勞動力減少的結果（這和我國土地資源匱乏有關），因而并不支持勞動力的回流，更不要說大規模回流了。因此，用農村勞動力邊際產出增加來解釋城鎮勞動力供給的減少，似乎并不可靠。
可原先那么多剩余的勞動力又都跑到哪兒去了呢？總結起來，大概有這么幾種情況：一是回歸農村，但這部分比例很小，更多回歸農村的勞動力實際上去了鄉鎮企業，這部分某種意義上應該劃歸城鎮勞動力；二是流入到擴大的工業部門中；三是自主創業；還有一種，那就是寧愿待業也不接受低工資者。這樣看來，當前的情況更像是劉易斯理論中第一拐點與第二拐點間的過渡階段，即工業部門的極度擴張階段，而沒有達到勞動力由過剩向不足轉化的拐點時刻。
不過，我并不想參與這場有關拐點爭論，倒是想從上面提到的第四種情況（寧可待業也不接受低工資）生發出一些更深層次的思考。
眾所周知，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是有一定提高的（盡管從股市來看這種提高還不盡如人意），而生產率的提高換來的應該是勞動力邊際產出的提高。根據古典經濟學的工資理論，工資水平是勞動力邊際產出的函數，即便不能等于邊際產出，也應該是邊際產出的一部分，至少工資水平的變動應該跟得上邊際產出的增長。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一方面是中國勞動力邊際產出的迅速增加，而另一方面卻是大多數勞動力工資水平的長期低水平徘徊。而唯一合理的解釋應該來自于邊際產出的分配過程。
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外部市場壓力的不斷深化，國內勞動力要求本該屬于自己的把部分邊際產出的愿望也愈發高漲，于是我們看到了兩個深層次的矛盾：一是現有經濟發展模式與勞動力要求主張邊際勞動力產出的矛盾；二是國內同行業競爭導致的邊際產出輸出擴大趨勢與國內勞動力主張之間的矛盾。
第一個矛盾反映的是經濟轉型緩慢帶來的負面效應，第二個矛盾反映出我們的資本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低效率。由于不能充分地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職能，企業間對資源的競爭就只能是惡性競爭，而這惡性競爭的重要手段就是勞動力邊際產出的輸出以及資源紅利的輸出。當這種惡性競爭沒有觸及宏觀經濟的整體趨勢時，矛盾似乎總能找到合適的理由加以回避甚至是掩蓋，而一旦宏觀經濟也客觀地存在轉型需求，并且民眾的意識得以加強的情況下，矛盾就必然以某種方式爆發，表現在勞動力市場上就是對提高工資水平的訴求。
這種現象并無不妥，但反映到宏觀經濟中就會出現兩個很不妥的問題：一是產品價格以勞動力價格為依托（或者也可以說為借口）大幅度上漲，實質上，是要通過效用轉移來維持邊際產出的對外輸出，說得通俗些就是把本來是國內勞動力與國外（指對華逆差國）消費者的矛盾轉化為國內勞動力與國內消費者之間的矛盾；二是勞動力成本的失衡，也就是畸形產業結構條件下某些產業部門（比如外貿企業和房地產業）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其他部門勞動力成本的相對停滯。這些問題如得不到認識并加以解決，關于劉易斯觀點的爭論除了顯現出學者固有的書生氣之外，就沒有多少實際價值了。
而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有兩個：一是經濟轉型，這個問題不解決，邊際產出的不合理分配以及國內勞動力成本過低的問題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二是強化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效率職能，由此看，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絕不僅僅是投資市場的客觀需要，我們應從一個全新的高度上去認識，這也是宏觀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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