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既影響短期宏觀經濟穩定，又決定著中長期的可持續增長。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高度依賴于全社會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的提高，以此形成支持中國未來10-20年經濟較快增長的內生動力，從而走上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子。
當前，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明顯加大，中國的經濟轉型面臨著更為復雜嚴峻的挑戰。在這個特定背景下，要不要把消費主導作為經濟轉型的戰略重點？要不要把收入分配改革作為破解經濟轉型的重大舉措？對此，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既影響短期宏觀經濟穩定，又決定著中長期的可持續增長。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高度依賴于全社會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的提高，以此形成支持中國未來10-20年經濟較快增長的內生動力，從而走上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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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在消費釋放的歷史拐點，盡快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成為推進消費主導經濟轉型的基本前提 |
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導致社會需求結構的失衡，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下滑，并使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投資出口。討論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核心是討論消費主導的重要支撐何在，尤其是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對制約消費需求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1.中國正處于消費釋放的歷史拐點。隨著中國全面進入以人的自身發展為主要目標的發展型新階段，社會需求結構、消費結構和消費總量明顯變化，消費正處于釋放的重要時點。
（1）城鄉居民消費需求不斷增長。“十一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18.1%，遠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
（2）消費主體不斷擴大。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逐步提高，消費主體不斷擴大。麥肯錫公司的一份報告指出，按照目前的城市化發展趨勢，中國的“城市消費量在2008年到2025年的增量，就足以創造一個相當于2007年德國市場總規模的新市場”。
（3）居民消費結構明顯變化。這些年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不斷增長，其消費占比分別從1990年的32.3%和33.4%增長到2009年的53.01%和53.22%。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這是一個符合中國發展趨勢的戰略性規劃。未來的5年左右，如果能夠初步實現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目標，即最終消費率由48%提高到55%左右；居民消費率由35%提高到45%左右，實現未來10-20年中國經濟8%的增長就有了重要支撐。
2.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是影響和制約消費釋放的重要因素。從現實情況看，無論用什么方法、什么指標衡量，中國的貧富差距都相當突出，而且，這些年貧富差距呈現出持續擴大的趨勢，有可能形成高風險。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使中低收入群體難以成為擴大消費的主體。
（1）城鄉差距的擴大導致消費率下降。盡管過去幾年農民收入增長較快，但由于城鄉二元的體制機制尚未打破，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差距仍然保持在3：1以上的高位。2009年，7億農民的消費在35%的居民消費率中只有8.36個百分點。
（2）貧富差距的擴大影響消費結構的提升。近年來，中國城鄉恩格爾系數下降緩慢，2010年分別為35.7%和41.1%，由此導致消費結構升級緩慢。以文化為例，2010年中國文化消費占GDP總量僅為2.5%。釋放巨大的文化消費潛力，發展文化產業，重要的前提是盡快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創造條件使中低收入者成為文化消費的主體。
（3）貧富差距的擴大制約消費信心的提振。在收入提高緩慢、貧富差距居高不下的情況下，短期內采取某些刺激性的消費政策，其效果總是有限的，并且在政策到期后消費很有可能再度回落。
3.確立民富優先的發展導向。國家的“十五”計劃就曾提出促進消費較快增長，使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的目標。10年過去了，居民消費率不升反降。問題就在于，以追求GDP總量為導向的發展模式，國富優先發展的特點突出，使GDP增長長期快于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國家財政增長長期快于GDP的增長。扭轉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需要實現發展導向從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的轉變，以“藏富于民”。
（1）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確立民富優先的發展導向，重要的在于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放到經濟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統籌考慮設計，加大調整的力度。由此，切實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切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2）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這不僅有助于釋放農民工2.3萬億的消費需求，還能夠拉動相關的投資。有研究表明，每轉移一個農民工，大概需要10萬元的投資。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轉移1000萬農民工，由此帶來的投資規模不低于1萬億元。
（3）高度關注就業。無就業的增長會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關系，激化社會矛盾。中國是一個城鄉、區域發展嚴重不平衡的人口大國，仍將長期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高度關注和解決就業問題，是縮小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的重中之重。這就需要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進一步改善中小企業生存發展的制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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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成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務 |
由生存型階段進入到發展型新階段，公共產品短缺取代私人產品短缺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需要解決好初次分配的問題，也需要高度重視再分配的問題。總體上說，中國的再分配還有相當大的改革空間。歐債危機以來，有學者把問題的根源歸結為這些國家的高福利上，并提出中國需要防止高福利風險。我認為，中國仍處于較低的福利階段，遠不是所謂的“高福利”問題。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不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風險，而且有利于實現公平與可持續的發展目標。
1.公共產品短缺是新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全社會公共需求的變化將帶來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的變化，使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矛盾日益凸顯，由此形成新階段經濟轉型的巨大壓力。
（1）公共產品短缺是經濟轉型的突出矛盾。以中國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矛盾為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產品短缺制約廣大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降低了他們的消費傾向。為此，推進以消費主導的結構性調整和改革，應當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重點。
（2）公共產品短缺成為社會矛盾的聚焦點。新階段日益增多的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同公共產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務尚不到位高度關聯。以甘肅正寧縣的“11·16”校車交通事故為例，這一事故之所以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就在于它暴露了中國基礎教育公共產品短缺的現實問題。
（3）公共產品短缺成為影響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的重要因素。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中央政府最近把貧困線從1274元提高到2300元，并明確把基本公共產品納入反貧困戰略。在保障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的同時，還要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基本住房等基本公共產品供給。
2.加大公共產品供給對短期保增長與中長期可持續發展都有著重要的作用。經濟增長不確定性的挑戰，使保增長成為短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目標之一。這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規模。問題在于，保什么樣的增長？用什么方式保增長？在我看來，與2008年投資于基礎設施的反危機保增長有所不同，面對公共產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未來幾年更重要的是以社會投資為重點保增長，以此為中長期的消費釋放奠定基礎、創造條件。
（1）調整投資結構。以政府投資為例。2008年政府投資的相當比重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擴張上。在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等社會領域的公共性投資雖有加大，但尚不到位。未來幾年的投資，應當按照需求結構變化的趨勢，加大以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等為重點的公共性投資。
（2）調整投資來源。一方面，政府投資要以調結構為目標，重點是調整國有資本配置，以公益性為重要目標加大國有資本對社會領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擴大民間資本投入，尤其是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到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建設等領域。
3.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從實際情況看，這些年盡管加大了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但是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與全社會的公共需求尚有很大距離，并且供給的差距仍然是城鄉、地區、不同群體實際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不僅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還可以為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奠定重要基礎。
（1）以公益性為目標配置國有資本。一方面需要加大國有資本的收租分紅力度。2010年國有企業累計凈利潤接近2萬億元，如果收租分紅比例提高到50%左右，那么每年就有1萬億資金用于社會福利體系建設；另一方面，要把一部分國有資本從經濟領域配置到社會領域，使國有資本、尤其是資源性國有資本及其收益成為社會福利建設的重要支撐。
（2）充分發揮民間組織在公益性服務中的作用。相當多的公共服務，比如慈善事業、艾滋病防治、公益性文化等許多事情可以通過民間組織、在基層和社區就能夠得到解決。適應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客觀形勢，把農村基層自治組織和城市社區打造為基層公共服務平臺，大力發展專業化、公益性服務的民間組織，能夠解決基層多樣化的公共服務需求，并有助于化解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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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入分配領域的某些矛盾和問題積重難返，能否打破利益掣肘，成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挑戰 |
這些年，由于收入分配改革嚴重滯后，使收入分配秩序混亂、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矛盾和問題不斷積累，并成為經濟社會矛盾的焦點。1993年，鄧小平同志在一次談話中說：“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鄧小平當年的告誡，今天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
1.不打破利益關系的掣肘，收入分配領域矛盾和問題積重難返的局面難以改變。客觀地看，盡管這些年在調節收入分配關系方面有某些進展，但矛盾和問題的確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例如：壟斷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問題日益突出；權力尋租有增無減，各種名堂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增多；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區利益增大，并且具有普遍性的趨勢。這些突出問題，有制度、法律不完善、“潛規則”盛行的原因；更有利益關系尚未理順，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團影響的重要因素。無論是壟斷行業改革，還是政府“三公”經費治理，成效甚微，步履維艱。能否打破利益關系的制約，成為新階段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大難題。
2.沒有改革的重大突破，難以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打破利益關系制約，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和問題，到了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推進改革的時候了。
（1）推進以官員財產公開為重點的基礎制度建設。經驗證明，理順收入分配關系，解決分配不公，迫切要求盡快建立財產向全社會公開的制度，并先從官員做起。這件事情，主要不是技術條件具不具備的問題，而是取決于改革的判斷和改革的魄力。
（2）推進以農民土地權利為重點的財產權制度建設。城鄉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財產性收入差距。2005年～2010年的5年，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差距從2.2:1擴大到2.6:1，并且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農民最重要的財產就是土地。為此，需要盡快承認與保障農民土地使用權的物權性質，使農民更多地分享土地非農化增值收益等財產性收入。
（3）以財稅體制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收入分配領域的許多亂象，都程度不同地與現行財稅體制直接相關。例如，地方稅制體系缺失，使地方政府經濟建設積極性有余而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積極性不足。當前，啟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并且推進相關的結構性改革，社會各方面有高度的共識，問題還在于改革的決心和行動。
3.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不突破，難以“切好蛋糕”。正如有專家指出的，政府主導“做蛋糕”，又主導“切蛋糕”。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問題不解決，又難以置于社會監督之下，政府自身在“切蛋糕”中的份額會越來越大。這樣，會不可避免地帶來體制機制性腐敗。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加快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結構。例如：健全信息公開、聽證、檢舉等公共參與制度；建立各類群體與政府、公共領域的溝通渠道，使之成為各利益主體進行利益協調的主渠道；吸收不同群體代表加入各類公共組織，在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執行中，保證其話語權和參與權。就是說，只有在社會參與監督下建設“陽光政府”，才能有效地約束政府的自身行為，更好地發揮公共服務的作用。
鄧小平同志曾指出，富裕起來以后的財富分配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對此，他強調“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今天，靠修修補補的政策調整和局部改革，是難以解決積重難返的矛盾和問題的。“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迫切需要改革的頂層設計、改革的頂層協調，以實現改革的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