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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15年不懈努力和艱苦談判，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第143個成員，這個日子到今已滿整整10周年。這是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史上鮮有的名副其實的“黃金10年”：從2001年到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由11萬億元人民幣增長至近40萬億元人民幣，世界排名由第6位躍升到第2位；中國的進出口規模分別增長4.7倍和5.2倍，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今年更有望超越美國，晉身全球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累計利用外資超過1萬億美元，成為全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2010年還成為世界第五大對外投資國；2009和2010連續兩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
事實證明，表面上看似做出了更多讓步的中國，在日后的競爭中反而收獲更多。事實上，我們甚至還可以說，加入世貿組織這一事件，極大地改變了全體中國人看待世界的視角，進而不僅拓展了國人的視野，也矯正了中國在現代世界體系里的自我定位。
在鴉片戰爭以前的千年歷史長河中，中國人一直沉浸于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這是一種建立在等級制之上的文明認同體系，原本應當是互利互惠的平等貿易，則被包裹在不平等“朝貢”的繁文縟節之中。鴉片戰爭以來的100多年里，帝國主義一波甚于一波的入侵，不僅將這種自我封閉的華夏中心主義殿堂拆解成一片廢墟，轉而又嚴峻地威脅和侵蝕著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主權和自尊。這種“三千年未遇之變局”讓中國人的心靈飽受創傷，使我們很難以一種正常的心態去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30年的再度自我孤立，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文化上的扭曲和變形，以至于凡是與外國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發生的任何沖突（甚或僅僅是意見不合），都會理所當然地被上升到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高度。
而加入WTO，是我們真正自愿和自主地融入現代世界體系。它表明中國愿意進入一個建立在普適規則之上的全球貿易體系，這不僅意味著無人能凌駕于這些規則之上，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同意接受這些規則，并為之限制和讓渡某些權力。這一重大而永久的轉變，對一個昔日的“中央帝國”，現代的第三世界“反帝反封建”先鋒而言，具有歷史性的意義。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第一次能夠心平氣和地同外部世界討價還價，把對方當作一個合作者或競爭者，而非侵略者或敵人，哪怕爭得面紅耳赤也不必牽涉民族情感。貿易使中國人頭一回深刻地領悟到，有些時候，即便不是基于利他性的道義熱忱，而是基于自利性的動機考量，世界上也還是有許多事情是能夠“雙贏”的。
因此，加入WTO更像一次新知識和新觀念的啟蒙和普及，盡管也許是被動的——它在短時期內增進了我們全民族的開放意識。過去10年里，中國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我們的對外開放，正如胡錦濤所說的，“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只有堅持改革開放，才能不斷進步，才能破解發展進程中的難題�！钡c此同時，我們也面對阻力和艱難。
一方面，經濟的快速增長造就了一大批利益集團，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他們是改革開放的擁護者，也是獲益者；但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有可能對他們的既得利益造成競爭和挑戰，這時，他們便試圖動用手中掌握的資源去游說甚至賄賂政府部分官員，運用行政力量去阻撓改革開放的前進。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國際地位的顯著提高，民眾的民族自豪感也急速提升，甚至一部分人開始自我膨脹。這種尚不成熟的自信與國際上與日俱增的“中國威脅論”相互沖撞作用，便很容易在國內激發起一種孤立和敵視的對外態度，以至盲目自大，民粹盛行。
下一個10年能否再續輝煌，最關鍵的是要千方百計地挖掘“入世”的“體制改革紅利”。說到底，這要求政府管住自己的手，退出一切民間力量可以自發解決的微觀市場領域。這已是一件極為不易之事，必定會觸及許多重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更為困難的是中國人的國民心態問題。按照目前的經濟增長趨勢，從現在到2021年的未來10年里，中國很有希望一舉超越雄霸一個世紀之久的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位置。這一天來得實在有些太快，快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對于僅僅在半個世紀之前還是一窮二白的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確實需要一個重要的調適過程。很多時候，突如其來的富貴并不絕對是好事。
但是，不管前途多么艱難，相比于200年前以天朝上國自居而拒絕世界的祖輩而言，今天的中國人所具有的視野、胸襟和外部世界的知識，畢竟不可同日而語。在全球化的今天，一種文化傳統的重建和復興，只能基于一種對外來文化充分開放的語境之中。而惟有這種建立在可靠外部認識之上的自我認同的重建真正完成之時，中國才算真正完成了幾代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所謂“現代化”。
就此意義而言，WTO是一劑不可多得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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