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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上海、北京等21個城市的消協（消保委），以及中國消費者報社，聯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發出建議，呼吁立法中賦予消協代表不特定多數消費者進行公益訴訟的權利，方便其為消費者“出頭”。
首先，為什么需要“公益訴訟”？按傳統的法學理論，只有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才能向法院提起訴訟。但隨著現代大工業文明的發展，面對企業的產品質量問題、服務欺詐、霸王條款，或在污染事件中，消費者、受害者作為弱勢一方，財力、精力上都無法與無良大企業抗衡，并且又處于分散狀態，難以“經濟地”通過訴訟討回公道。比如，消費者中了電信消費陷阱，明明自己有理，但很少有人會為區區幾元錢而打官司，因自己維權門檻實在太高，而無良企業的違法成本太低。
所以，現代社會需要有公益訴訟，需要有公益律師、維權團體乃至政府機關出面，替“沉默的大多數”說話，以專業的力量提出公益訴訟，糾正不公，震懾無良商家。這就是“公益訴訟”的力量所在。但公益訴訟也就突破了原有的法律，由與案件沒有直接利益關系的人、組織，來提出訴訟。通俗地說，公益訴訟就是一種司法上的“見義勇為”，為了他人、公眾的權利而奮斗。
事實上，目前民事訴訟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都在修訂當中。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中明確提出了“公益訴訟”：“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有關機關、社會團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而這次各地消協的集體呼吁，是希望在新消法中明確消協的公益訴訟權。
鑒于當下的司法環境中，很多公益訴訟涉及地方利益、行業利益，有一定的“敏感性”，又鑒于“立案難”問題在基層法院廣泛存在，民訴法修正草案中“有關機關、社會團體”有權提起公益訴訟的規定，顯得有些模糊，可能在訴訟中生出變數。比如，多年前也有不少地方檢察院針對當事人惡意串通，侵害國有資產的案件，提出民事訴訟，開了檢察院參與公益訴訟的先河。但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項批復要求：法院不再受理此類案件。于是，檢察院的公益訴訟被叫停。所以會有諸多不便，關鍵還在于公益訴訟的法律不夠明確。
所以這次21個城市的消協，向立法機關要求將其“公益訴訟權”寫入新消法中，以便在未來的公益訴訟中能有底氣。同理，立法機關有必要明確“有關機關、社會團體”的表述：誰有權提起公益訴訟？除了有工商部門依托的消協，其他草根的民間組織可不可提起公益訴訟？將公益訴訟的門檻放得更低些，才能方便維權。
事實上，近年來政府、民間各方面都在推動公益訴訟制度。比如，2005年，全國政協委員梁從誡遞交了《關于盡快建立健全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提案》；2006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明確提出，“鼓勵檢舉和揭發各種環境違法行為，推動環境公益訴訟”；2007年，廣西的地方立法也賦予了當地消保委以公益訴訟權。而在今年云南曲靖的鉻渣污染事件中，兩家民間環保組織提起的公益訴訟，已經于10月19日獲得云南曲靖市中院的受理。
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環境危機頻現，時時撥弄公眾的神經。但食藥監、質監、環保等政府部門的執法人手，相當有限，監管難免掛一漏萬。而產品質量、環保問題，又關涉公眾切身利益，普通人想維權又面臨訴訟費用、舉證責任、專業知識等門檻，所以有必要降低維權門檻，引入公益訴訟的“活水”。
一旦公益訴訟制度在立法上獲得明確規定，通過地方消協、非政府組織、公益律師以及政府機關的積極參與，就能“合眾為一”，形成理性的對話、訴求表達機制，這樣或將避免個別維權者的極端行為。事實上，公益訴訟將矛盾吸納于司法解決的渠道中，是對社會負面影響最小的糾紛解決機制。正像原湖南省高級法院副院長呂忠梅所說：“公益訴訟需要大量的時間、精力，不用擔心有人去濫訴。”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希望公益訴訟為更多的“沉默者”發出聲音；希望發出聲音的不僅是消協，應有更多社會組織為公益出頭；希望法律為他們敞開維權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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