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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全國人大代表、“粵北首富”朱思宜覺得自己很冤：他因為犯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共獲刑16年。而他的行賄對象——原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機關副巡視員楊成勇，僅獲刑3年，緩刑4年。于是有了“行賄比受賄判得重”一說。
果然如此嗎？其實，這個對比屬斷章取義。朱及其屬下宜達公司，向韶鋼集團高管閻蜀南行賄1400萬元，閻最終被判處死緩；朱向原韶關公安局局長葉樹養行賄200萬元，葉被一審判處死緩；朱向前述省人大官員楊成勇行賄20萬元，牟得了全國人大代表職位，而楊則被判三緩四……綜合來看，受賄官員的刑罰并不輕；而朱犯的兩項罪行——行賄罪、單位行賄罪，都在法定量刑幅度內，所以朱的“叫冤”難以成立。
檢索新聞就會發現，因行賄被定罪的商人，不在少數，但還是有人對“行賄者被抓”感到吃驚，甚至為行賄罪“叫冤”的，也頗有市場。這又是為什么呢？
首先，個別公職人員利用手中掌握的資源和權力，在市場監管和資源配置中，謀求不當利益。這也導致某些商人或主動，或被動去行賄官員，搞權錢交易；也容易使得不少民眾對行賄者產生一種扭曲的“悲情”色彩。
其次，有關統計數據表明，在近年來的反腐敗工作中，行賄案件真正能進入司法程序的，不到5%。“選擇性執法”，事實上給了行賄者僥幸心理，也客觀上助長了行賄、受賄的“犯罪姊妹花”。比如郴州市官場腐敗案中，商人黃生福先后向市紀委書記曾錦春，行賄共達244.8萬元，在煤礦承包、司法訴訟等方面攫取了大量非法利益。曾被槍決了，黃仍然逍遙法外。大概朱思宜在行賄官員、搞權錢交易時，也曾想過“究竟有多少行賄者被抓”這個問題，結果他選擇了以身試法——但他錯了。
反腐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打擊官員受賄的同時，必然要懲制行賄者。要讓每一起行賄犯罪都受到追究，不再心存僥幸；而其前提是——每一個受賄者都受到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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