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情況和日本還不完全相同，中國可能出現未富先老的情況。未富先老的含義是說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在快速發生，而且老齡化的程度是其它國家在同樣發展階段上所沒有的。未富先老意味著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勞動力即將停止增長，因此中國將逐漸喪失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里的比較優勢，但是當前中國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還剛剛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門檻，所以也沒有處在技術創新的前沿上，無論是生產力還是資本積累水平都不夠，結果就是中國喪失了原來的比較優勢，可是也未得到新的比較優勢。
于是，問題出現了，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在哪里？這首先要探討中國現在經濟增長的源泉是什么。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從1978年到去年為止，分解中國GDP的增長，資本的貢獻率是71%，勞動的貢獻率是8%，人力資本的貢獻率是4%，人口撫養比下降對經濟增長也有貢獻，貢獻率是7%，剩下還有10%叫全要素生產率。其中，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但是不能指望它再提高下去，因為已經不可持續、不協調了；勞動的貢獻這些年是下降的；人力資本的貢獻雖然也是一直在提高，但是到目前為止還不太重要；人口撫養比或者叫純人口紅利的貢獻也是縮小的趨勢，預計最遲到2015年就沒有了，再以后是負的；全要素生產率也趨向于降低。
從這五個因素來看，靠資本投資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國家長期用資本投資支持經濟增長；同時中國新的勞動力供給即將枯竭，不可能產生正的貢獻；人口撫養比也將逆轉；人力資本的貢獻微不足道；那么最后可以指望的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盡管全要素生產率目前的趨勢并不理想。
對企業來說，全要素生產率往往被勞動生產率所代替。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辦法有三個。首先是提高資本勞動比。蔡昉舉例說，富士康的職工跳樓問題，歸根結底是勞動力不足導致的，結果影響了企業競爭力。
其次是重新配置資源。仍以富士康為例。在造機器人的同時，富士康還準備把深圳的生產縮小，到成都、鄭州、重慶去辦新廠，每個地方招20萬工人。這樣產業就轉移了，從而節約了成本。這在宏觀上帶來了資源重新配置的效果，既降低了企業生產成本，又調動了剩余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個組成部分。
再次，加強管理，讓員工心情舒暢，煥發他們的工作熱情。這在經濟學上統稱做技術效應，也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個構成部分。
歸結來說，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兩個辦法，提高資本勞動比或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其中因為資本報酬遞減，提高資本勞動比是不可持續的，所以還是要指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過去中國沒有看到資本報酬遞減的情況，主要是因為中國有趨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但是未來勞動力的供給將成為制約因素。
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應該怎么提高呢？蔡昉認為首先應該看到中國在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方面是有空間的。過去在東亞形成一個產業轉移的雁陣模型，日本的勞動力不足了，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沒有了以后，產業就轉到了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龍富了以后，產業又轉到東盟和中國的沿海地區；下一步有人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從中國轉向越南、印度。這種轉移肯定會有，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中國沿海地區向內地而不是向鄰國轉移。理由是中國的經濟規模太大，勞動力總量太大，因此中國是世界勞動力價格的決定者而不是接受者。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會導致其它國家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所以近年來人們發現，中國的產業轉移到印度、越南以后，這些國家開發區里工人的工資也在漲，而且漲的節奏跟中國基本一樣。
技術效應的獲得則要靠政府給企業創造一個能夠有創造性毀滅的環境。因為只有當企業競爭壓力大的時候，它才會認真研究如何改進管理，如何應用新技術。歸根結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在創造性毀滅中形成，也就是要有這么一個環境讓全要素生產率表現好的企業生存發展擴大規模，讓全要素生產率不好的企業被淘汰掉。
當年日本做了相反的事情，企業遭到困難于是受到政府保護，結果政府恰恰保護了應該淘汰的企業，最終該死的不死，形成了眾多的僵尸企業，進而拖累銀行，把銀行變成了僵尸銀行。于是1990年以后日本的GDP平均增長速度連1%都到不了。
還應該做的是提高等教育普及度。美國有大量的移民，這些移民的一個特點是受教育程度非常低。現在美國上中學的人的比重不到50%。這些人沒有應對新的產業結構，于是每次遭遇經濟危機他們的一部分就業崗位就被剝奪。但是，美國最有創意，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集中在西海岸，他們讓美國的產業結構不斷高端化。
日本的例子相反。日本經濟停滯了以后，社會服務質量越來越高，國家初級、中級教育的普及率也很高，已經超過了美國。但是它的高等教育長期停滯，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和美國的差距還擴大了。原因和中國近些年的情況相近，日本也曾經遇到過高校擴招的問題，一方面人們擔憂高校的質量下降，另一方面又發現大學生就業難失業率高，因此它們的文部省就決定要審慎行事。
最終的結果就是，在進入老齡化國家之后，日本經濟要想進一步發展就必須在技術前沿上有所突破，這個時候日本的人才不夠了，于是它的全要素生產率不能提高。換而言之，日本失敗在人力資本的積累上。
所以未來中國要提高技術、提高資本密集程度，提高生產率，調整產業結構，就不應該質疑高校擴招，懷疑中國的教育發展是不是太快了。中國正處在特定的發展階段，需要智慧的聚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