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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近日在地方金融工作座談會上警告說，全球經濟將滑入長期衰退，中國必須深化金融改革以應對全球經濟衰退的沖擊波。他還罕見告誡各地要防范金融風險，并稱：誰的孩子誰抱！
王岐山副總理被廣泛認為深諳全球金融競爭變遷與風險化解之道，他此番針對中國金融業者的警告，著實飽含深意。
的確，金融作為關乎國家經濟安全與頂層分工地位的戰略性產業，既是市場經濟的核心，也是風險伴隨與不確定性隨時可能放大的高危行業。透過新興市場金融開放的實踐過程和亞洲國家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我們發現：金融調整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比金融創新更重要。新興經濟體必須從維護國家經濟主權的高度將經濟增長、信貸政策、匯率制度改革、國際資本流動管制和金融業的開放作為整體通盤考慮，建立健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保險市場有機結合、協調發展的機制，維護金融運行和金融市場的整體穩定。
外界普遍的看法是：中國金融體系自1997年以來取得最明顯的進步是解決了系統性風險過高與金融機構出資人制度改革兩大問題。而按照央行的說法，金融業在“十一五”期間取得突破性發展，表現為：金融機構實力明顯增強，金融市場信心不斷提升，金融服務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大幅提高，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與安全性不斷增強，經受住了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特別以資產規模來衡量，中國金融業如今在體量上已邁上了100萬億元臺階。可以說，金融危機爆發前還是國際金融巨頭嘲笑對象的中國金融業，如今的發展勢頭著實令歐美同行感到有點呼吸急促。
不過，切不可因此對中國金融業的競爭力盲目樂觀。表面強大的中國銀行業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的前提下獲得暫時性優勢的。尚在完善中的金融市場體系更潛藏著系統性金融風險。假如通過綁架人民幣匯率使得尚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的中國失去在金融貿易和制造業領域“補課”的機會，而美國成功地通過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實現出口快速增長，則不僅有可能打破“美國消費－中國生產”的分工格局，而且將極大地擠壓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環節的核心利益。則中國不僅將無法獲得足夠的財力來支持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更有可能錯過追趕美國的“時間窗口”，進而失去成為一流經濟與金融強國的基礎性條件。
所以，王岐山副總理對中國金融業的擔憂一點也不為過。誰敢忽視國家審計總署不久前披露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巨額債務？誰敢輕言浙江等地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引致的經濟與金融風險能迅速解決？誰敢漠視“影子銀行”愈來愈明顯的財務損失甚至違約現象？看看近年來中國經濟在對外開放中面臨的一些突出問題，均為金融領域里最薄弱的環節。歸納起來，可以概括為三怕：一怕熱錢進入，二怕匯率放開，三怕資本項目自由化。
進一步剖析看，當數以萬億元計的投資是以經濟繁榮還將持續下去為前提的時候，即便是最樂觀的經濟判斷，也無法承認這是一個健康的經濟應有的體征。經濟面臨內外失衡的中國，如果不能迅速提高金融體系的運作水準與防范危機能力，則在愈來愈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中，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幾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
鑒往知來的反思告訴我們，中國在審慎開放金融的同時，更應密切關注系統性金融風險。業已啟動的金融改革能否取得預期成效，既需要更清晰的改革路線圖，也有賴于所有參與主體從“下一次大規模金融危機可能發生在中國”——這樣一種危機意識來倒逼自身改革。監管層在對金融體系全面體檢的基礎上，亟須盡早啟動內部“金融革命”，以營造公平競爭的金融生態。
防風險是金融業永恒的主題。而要維護金融安全，不僅在于構筑金融防火墻，更在于中國能否通過進一步改革，塑造內生的競爭優勢。中國當然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國際金融規則的適應層面上，必須通過建立健全貨幣、資本、保險市場有機結合、協調發展的機制，在實現金融運行和金融市場的整體穩定的同時，培育能與國際資本一決高低的投資銀行；通過深化銀行制度改革，建立具有合理股權結構、有效激勵約束機制的真正適應市場化競爭的現代商業銀行；在構筑金融領域的市場體系和金融市場的內部開放機制這兩道金融安全體系防火墻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風險預警與管控能力。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尤其要加大金融業的對內開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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