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最高法院外國法法律顧問、北京市澳亞長城投資顧問有限公司首席顧問關安平日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金融大家談”欄目采訪時表示，信用經濟缺失或不統一，正成為中國未來發展所面臨的一個“致命傷”。如這一問題得不到真正重視和有效解決，溫州式“高利貸”悲劇、中產階層流失等積弊將日益顯現，中國的后發優勢將無從談起。
關安平強調，中國信用體系的缺失首先應該放在一個全球的大背景下看待。世界需要多極化發展，而世界金融又需要全球統一的監管，這中間存在的矛盾是巨大的。問題的實質是，國際金融一方面缺乏信用監管，另一方面缺乏信用傳遞的一致性和透明性。
關安平向“金融大家談”欄目解釋說，新興國家需要一個全球統一的信用傳遞機制作為基礎，但是目前全球信用高度差異化。與此同時，各國本應平等分擔金融危機造成的嚴重后果，但發達國家在利用自己的地位釋放本該由其自身承擔的危機后果，這使得新興國家承擔了過大的成本。比如美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信用嚴重缺失，正采用實施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方式，向境外轉移危機或轉嫁成本。
“信用危機是一個世界性問題，但在中國國內更為嚴重。”關安平說，“中國國內信用體系所存在的問題，與國際性的信用缺失是一致的。在國際信用體系缺失的情況下，我們更應該把國內的信用體系建設好，形成一個拳頭對付國際信用體系缺失。但是目前的情況是，由于中國自身的信用體系缺失和混亂，國際信用體系缺失的負面效應，在中國國內被放大，由此產生的信用成本可能增加數倍。”
他向“金融大家談”欄目強調說，信用經濟缺失正越來越成為處于后發展階段國家的致命缺陷。
“我們看到的現狀是，中國銀行交易成本過高，而小型民間擔保公司之類的金融服務商在銀行體系之外替銀行做高利率，并且替銀行扛風險。溫州民間‘高利貸’爆發的悲劇只是冰山一角，90%以上的風險可能還埋藏在水面之下。如果不真正重視信用經濟缺失這一癥結所在，總有一天會爆發更大的悲劇與危機。”關安平警示說。
不僅如此，在當今中國，中產階層或小企業主正在向海外流失。“有統計顯示，10年前的中國，90%的移民是技術移民，而現在90%是投資移民。一個國家發展所依靠的主要動力，應來自于人口中最廣大的中產階層。若這部分人持續流失，中國的后發優勢就無從談起。”關安平說。
關安平指出，以上這些現象的根源都在于中國信用體系的缺失，以及市場經濟的高度不透明。他說，信用體系分割、混亂，導致了市場交易成本過高，不僅嚴重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也使得中產階層流失。此外，它還助推了體制性通脹的形成。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學習美國的危機對策，擴大貨幣和投資及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但不要忘記，比起建造高速公路，建立虛擬經濟的高速公路同樣重要。而信用經濟的發展，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基石。”關安平強調。
關安平說，中國如果真的想隨著世界共同發展，就必然要走信用經濟統一發展之路，否則無法與區域經濟或者全球經濟一體化深度接軌。“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講是信用經濟。”關安平強調說。
關安平向“金融大家談”欄目介紹說，建立國民信用體系在美國這個信用高度發達的國家，已經有了成功經驗，實質上無非就是設立信用中心，將每個人和企業的資料用電子手段儲備其中。一旦有人或企業有了違約、違規或違法行為，如欠銀行貸款或分期付款到期不還等，這些不良記錄將會始終影響該主體在社會上的地位和交易能力。
那么誰該擔任信用經濟的監管者？關安平指出，大眾作為信用構成的一個必然終端，
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保證者。市場應該賦予它金融監管的權利，而政府所擁有的，只是技術上的輔助權力。“實際上，大眾是無所不在的，而由大眾實施監管成本較低。”關安平強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