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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聯合國宣布世界人口至此已邁入70億時代。國內許多媒體在轉述這一新聞事件的同時，都重點從中國人口政策對世界的貢獻角度，強調了中國由于實行計劃生育使得目前人口規模縮減了4億，從而將“世界70億人口日”推遲了5年。然而，繼續固守現有人口政策是否合理，其對中國經濟是否會產生長期不利影響，這些問題正越來越值得關注。
我國政府在1978年將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這在當時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社會供給明顯匱乏的環境下，對于打破“貧困惡性循環”、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緩解供求矛盾、推動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并為此后我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基礎 。但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已執行了30多年，當前中國經濟和人口結構都已發生根本性改變，原有的“短缺經濟”現象也已不復存在。
從中國當前的人口結構、生育政策和發展趨勢看，人口年齡結構失衡、人口老齡化問題在未來20年將日益凸顯。據相關統計和預測，2010年底我國總人口約為13.4億，“十二五”時期中國人口年均增加將超過700萬，到2015年總人口將達到13.8億，到2020年中國人口將突破14億，中國人口數量的峰值則可能在2030年附近出現，屆時有望達到14.32億。
在人口總量不斷增長的同時，中國人口老齡化也將進入急劇加速的時期。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十二五”期間將突破2億，到2030年末將達到3.75億，占總人口比重將達到26.2％，這將較2010年末13%的比重提高一倍以上。與此同時，現有的低生育率如果延續到2030年，將會使人口金字塔的底部變窄并最終造成人口金字塔的上半部明顯大于下半部，這意味著屆時老年人數將明顯多于少年人數。
而從經濟的本質來看，人是經濟的根本意義所在，經濟就是解決人的各種需求如何得到滿足的過程和結果。“哈羅德—多馬模型”等諸多經典經濟理論在論證經濟增長時也都將推動經濟的根本動因歸結為人口因素。因此未來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趨勢必然會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人口老齡化趨勢將對未來社會需求增長速度和社會發展水平產生不利影響。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影響需求總量和需求結構兩個方面來實現的。從需求總量上看，一旦社會人口老齡化，由于老年人口的總體收入水平會呈現出明顯下降趨勢，其消費支出也會因“量入為出”而趨于下降，從而使得社會消費支出規模增速放緩、社會需求增長減速；從需求結構上看，老年人口與年輕人口相比，思維會偏于保守、對新事物的敏銳性和接受能力也較弱。而在當今社會，知識進步、科技創新已成為了社會快速發展的關鍵動因，人口老齡化國家由于對新技術、新產品的消費需求偏好減弱，進而使得相關技術產品消費需求總量增速放緩，而科技產品需求增速下降則會降低社會知識進步和科技創新的速度，由此將很可能造成人口老齡化國家社會發展水平更新進度變慢。
其次，人口老齡化趨勢將對未來社會勞動力資源的供給產生不利影響。勞動力資源作為經濟發展三大根本性資源之一，其供給總量和供給價格的變動都將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人口老齡化，意味著一國人口結構中勞動力適齡人口數量的減少，意味著勞動力資源數量供給下降、勞動力資源價格上升，國家也因此不能再依賴“人口紅利”因素和勞動力資源價格低廉優勢來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盡管由于科技進步因素，未來社會較當今社會會進一步減少對體力型勞動力資源的需求，而更依賴于知識型勞動力資源，但由于受制于人類衰老過程中生理和心理客觀變化規律，知識型勞動力資源的產出也會因人口老齡化而呈現出下降趨勢，從而減少勞動力資源的有效供給。
再次，人口老齡化趨勢還將使我國養老金政策承受龐大的壓力，進而對經濟發展構成較明顯的債務負擔。當前的歐洲高福利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其根源就在于這些國家一方面長期推行高福利養老金政策，另一方面又未能及時有效地應對長期低人口生育率問題，從而造成人口供養比失衡、國家債務負擔沉重。這樣在全球金融危機觸發下，整個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之中，并最終造成其國內社會動蕩和經濟發展停滯不前。與這些國家相比，我國人口基數龐大，因此一旦養老金政策出現問題，那么其后果也將更為嚴重。
此外，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國內高凈值人群的移民傾向正在使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問題加劇。根據相關數據統計，中國目前已有14%的高凈值人群已移民或正在申請移民，另有46%的高凈值人群考慮移民。這些高凈值人群普遍有著年富力強、高收入和高消費需求、知識層次高和創新能力強、生育意愿較強等特點。他們舉家移民海外，一方面，將有助于歐美國家改善自身人口年齡結構、增強國家的創新發展能力；另一方面則會對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產生“釜底抽薪”作用，既減少國內消費需求，又減少國內高層次勞動力資源的供給，還減少了國內主力稅源人群數量。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我國人口政策宜適時而動，以緩解未來人口老齡化問題，減弱乃至消除不合理的人口結構對社會和經濟的長期不利影響。與此同時，通過著力改善國內社會經濟環境，增強對國內乃至國外高凈值人群的本國吸引力，努力實現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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