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連續兩年的房地產調控，居高不下的房價終于出現松動，許多城市的樓盤開始大幅降價銷售。隨之而來的是，一些前期購房者看到自己用血汗錢堆起的樓房“縮水”，紛紛向開發商提出“補償”甚至“退房”要求。在訴求不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便選擇打砸售樓處等過激行為借以泄憤。網上將這種因房價下調而引發的鬧事行為稱之為“房鬧”。
市場經濟條件下，包括購買或出售住房在內的各種買賣行為，不僅要遵循公平交易原則，同時又必須信守承諾。所以，無論對買方還是賣方而言，也無論是協議達成之后價格上漲還是下跌，交易各方都必須履約而不得反悔，任何無視契約、撕毀協議的主張和行為都不應當得到支持。正因為如此，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面對“房鬧”給出的態度都是“不干預”，社會輿論也對這種無視市場規則的行為報以鄙夷的態度。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在那些“房鬧”的參與者中，相當部分是通過現行的住房預售制度購得住房的。他們已經交了房款，眼瞅著自己買的房子在“縮水”，卻還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拿到鑰匙，于是便引發了這部分人心中的不滿乃至參與鬧事。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如果房子已經住上也就認了。”事實似乎也印證了他們的辯解，因為“房鬧”者中很少有通過現房或二手房市場購得住房的。
面對這一現實，在對那些參與“房鬧”的前期購房者們進行教育和勸導，要求他們遵守契約精神的同時，又不能不對現行的住房預售制度進行一番檢討。其實，住房預售制度一開始就是為開發商設計的，實行這一制度的初衷就是為了給開發商提供融資便利，認為當時房地產業尚處于成長發育階段，期望通過這一制度促其盡快成長起來。正是這樣一種初衷，決定了這項制度在設計上很難做到科學、合理和公平。它實際上等于把房地產開發中的風險全部推給了購房者和商業銀行，是一種單邊的風險承擔機制，對于購房者來說原本就不公平。
在這種不公平的住房銷售制度下，開發商與購房者簽訂的大都是格式化的霸王條款。即使在這樣的條款下，最終不是房屋面積不足、會所和附屬設施不齊，就是開發商不遵守交房時間和交房應具備的條件。由此引發的購房者與開發商之間的糾紛和矛盾從來就沒有停息過，甚至在雙方爭執過程中也出現過“房鬧”的過激行為。所以說，“房鬧”其實是住房預售制度的產物，只要實行這種不科學、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就無法避免“房鬧”的發生。只不過是在房價處于上升和賣方市場的情況下，大多數購房者都會采取默認的態度罷了。然而一旦房價下跌，前期購房者就不會再保持沉默，“房鬧”現象便會蔓延開來。而且那些參與“房鬧”的前期購房者，往往不是拿房價下跌說事兒，而是以開發商未能兌現合同為由要求“退房“或“補償”。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住房既可以滿足居住需求，具有消費品屬性；也可以用作投資投機，具有資本屬性。滿足居住需求，主要應通過現房銷售制度，這樣才不至于讓購買住房的消費者遙遙無期地等待。
而住房預售制度或者說期房制度，則更能滿足投資投機的要求，因為它不僅為房地產開發帶來了融資便利，也給市場炒作提供了條件，可以將住房的遠期合約像期貨一樣拿來炒作，如香港的“炒樓花”。這樣一來無疑會加大房地產泡沫，并帶來巨大的經濟風險。
因此，國外很少有國家實行商品住房的預售制度或期房制度，即使實行，也都加以嚴格的規范和限制：一是國外對住房預售市場有著嚴格的準入制度，只有那些信譽高的優質企業才可以進入，而且通常不超過房地產開發企業總數的20％，但我國卻是所有的房地產開發企業都可以進入預售市場。二是國外的住房預售制度是按照工程進度分期交付房款的，不允許超越工程進度預收，而我國一次收多少、怎么收完全由開發商說了算。三是國外的預售款都是由第三方來保管，而我國則全部歸到了開發商的賬戶上。四是國外在住房交收時都由第三方嚴格驗收，而我國則是開發商向購房者的直接交接。正因為這樣一些差異，所以在國外即使房價下跌，也不會像我國這樣出現“房鬧”。
我國有關部門也注意到國內的住房預售制度存在某些弊端，并采取了一些治理措施。但從實踐看收效甚微，這次房價下跌過程中“房鬧潮”的出現，就說明了以往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
其實，即使我們能夠像有些國家那樣，對商品住房的預售做到嚴格規范，其審核、監督等過程中過高的管理成本也未必符合中國國情。而且，實行這一制度的初衷是為的扶持當時處于成長發育階段的房地產業，可如今的房地產業已然成為強勢產業，這樣的支持政策和制度規范理應退出才是。更重要的是，為了保證國民經濟平穩健康運行和維護社會安定，也不能再讓這樣一種偏頗的制度繼續制造“房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