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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人保部就《社會保險費申報繳納管理規定（草案）》征求意見。根據草案，企業繳納險種從養老、醫療、失業險三項擴至五項，新增工傷和生育險。企業未按時繳納，可由企業銀行賬戶劃撥或拍賣企業資產強制征繳。（《新京報》11月16日）
單純從社會保障本身來看，其積極價值和意義當然很明顯。正如由專家指出的，“意義在于增強了非公有企業職工、小企業職工及農民工的保障”。
但是，從社保負擔的角度看，這一做法顯然又不是沒有風險的。一方面，它可能再次加重企業尤其是那些中小民營企業的“稅負痛苦”程度，據《人民日報》日前的調查報道，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繳納的各種稅費以及“隱性”負擔，普遍超過大企業，“實際稅負已超過30%”。“企業如果只有25%的利潤，相當于一年白干”。這樣一種企業稅負背景下，再增加稅負性質的社保項目繳費，無疑會讓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稅負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新增企業強制繳納工傷和生育險，對于企業職工來說，同樣也有加重其負擔的風險。雖然，表面上看，新增的工傷和生育險均由企業繳納，但最終的繳費負擔實際上還是會落到企業職工頭上，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而眾所周知，目前我國職工的社保繳費負擔早已十分沉重。據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研究，中國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于工資水平的40%，甚至50%，這一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
那么，如何在提升社會保險保障程度的同時，又能盡可能地降低、避免上述這些可能帶來的社保負擔風險呢？出路顯然只能是：強化政府之于社會保險的保障責任。一方面，在增加企業繳納工傷和生育險的同時，政府應降低這兩項社保的繳費費率，進一步，還可同樣降低目前既有的其他三項社保的費率——將高達工資40%乃至50%的畸重社保負擔徹底降下來。另一方面，讓政府公共財政為由此減少的社保收入兜底，將政府公共投入作為社會保險的重要資金來源。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各級政府的社保支出僅占全部財政支出的10%左右，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普遍都在30%以上。而與此同時，近年來，我國政府財政收入卻一直以超過GDP和居民收入數倍的增速迅猛增長，如今年前10個月全國財政收入90851.68億元，超過去年全年，增長28.1%。另外，國企利潤也十分可觀，1~10月全國國企累計實現利潤16263.4億元，同比增長44.8%。這意味著，政府大幅增加社保投入，不僅完全必要，而且也完全可能——或者直接增加公共財政預算內的社保投入，或者通過加大國企分紅比例，將國企利潤轉化為社會基金。
此外也要看到，除了總體投入不足之外，目前我國政府之于社會保險的保障責任，還存在一個十分畸形的不公平保障問題。公務員等體制內職業群體并沒有完整充分納入到五項社會保險中來，如公務員養老保險就完全游離于社會養老保險之外，由國家財政另起爐灶全額保障。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強制企業增加社保繳費責任，另一方面，又不強制增加政府之于全民的社保繳費責任、單單只須為公務員的社保兜底，顯然既缺乏應有的公平說服力，也無助于均衡社保負擔和提升社會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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