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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劉易斯拐點是判斷當前中國經濟現狀及把握未來中國經濟走向的一把鑰匙，因為它預示著經濟增長以及結構變化的趨勢和前景。
如果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經濟增速將會放緩。這既是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釋放完畢后導致的勞動要素約束，也會使收入分配的天平從偏向資本轉為偏向勞動，資本積累速度會因為資本回報率的下降而放緩，從而形成資本要素約束。
但劉易斯拐點也是經濟結構轉型的好契機，偏向勞動的收入分配將會刺激消費，從而使經濟增長的動力更多地來自消費需求。而消費拉動型經濟對技術進步的推動要遠遠超過要素推動型經濟。因此，劉易斯拐點也意味著經濟增長將從要素推動轉向創新驅動，這是成熟經濟體的增長特色——速度不算快，但卻韌性十足。
按照劉易斯拐點的定義，當一個經濟體內沉淀在農業等傳統生產部門內的多余勞動力全部被現代工業部門吸納后，劉易斯拐點就會到來，表現為低端勞動力供給曲線的快速抬升，低端勞動力相對成本的顯著上升。
但現有證據并不支持劉易斯拐點已到來的說法。看WIND數據庫統計的工資數據，自2005年以來，可近似代替外出務工收入的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名義增長速度一直在11.2%至17.5%區間波動，沒有出現明顯加速上升趨勢。還有，在扣除物價因素后的分型平均實際工資指數中，低端勞動力占比較多的城鎮其他單位平均實際工資指數與國有單位平均實際工資指數，近10年來在趨勢上并未明顯分化。
由于不少人對中國統計數據可信度抱很謹慎的態度，他們轉而從其他方面尋找中國低端勞動力成本相對上升的間接證據，被討論較多的是城鄉之間農產品相對價格的變化。按照這一思路，由于農村蔬菜生產相對于物流商貿環節需要更密集的勞動投入，因此，農村就近銷售的蔬菜與城市銷售的蔬菜所包含的勞動投入量是不同的，當低端勞動力成本上升推動蔬菜價格上漲時，農村蔬菜價格漲幅就會更大一點。
這個邏輯很有創意，但如果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也會導致城鄉之間蔬菜相對價格的變化，在技術上就難以從農村市場蔬菜價格相對城市市場蔬菜價格漲幅更大的現象中倒推出低端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的結論。而影響城鄉市場之間蔬菜相對價格變化的因素至少還有以下三點。
首先，城鄉之間蔬菜價格受政府干預的強度不同。在城市，蔬菜價格波動受到政府高度關注，政府會采取諸如降低農貿市場攤位費、開通蔬菜運輸綠色通道、提供補貼等菜籃子工程等措施抑制菜價，而在農村市場，這種政策干預的力度會顯著減弱。
其次，城鄉居民收入水平處于不同發展階段。而近年來，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可能已經進入到了對蔬菜需求強度快速上升的階段，從而導致了城鄉居民之間對蔬菜需求強度的不對稱變化。
第三，城市與農村的蔬菜市場在市場結構上存在顯著差別。城市蔬菜市場的基礎是大型集散市場，貨源來自一批采購商戶在蔬菜產地的規模化采購，而農村蔬菜市場的產品一般不存在規模化采購環節，因此城鄉之間蔬菜市場在供銷鏈條上的前段議價能力存在明顯差異。
更重要的是，即便可以認定低端勞動力成本確實出現了相對意義上的顯著上升，也難以據此得出劉易斯拐點到來的結論。理論上，勞動力供給曲線的基礎，是個體勞動者在權衡勞動凈收益后作出的最優化選擇，勞動力名義工資水平的上升未必能帶來勞動凈收益提高。
觀察中國的現實，2006年以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國內豬肉價格波動等原始沖擊在龐大貨幣存量的配合下開始推升物價，形成兩波通脹，顯著提高了外出務工者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外出務工者提供勞動的凈收益。同時，2003年開始的房地產市場價格上漲對外出務工者居住成本的累積效應，在2007年可能達到了臨界點，之后外出務工者難以繼續通過降低居住條件等方式對沖居住成本的上升，這進一步降低了外出務工的凈收益。面對這種情況，農村勞動力可能會選擇減少外出務工，形成用工荒，并推動了低端勞動力成本的實質上升。但是，如果外出務工的收入增幅不足以彌補在外生活成本的上升，那么，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會同時伴隨著勞動力的短缺。但這種短缺并非是劉易斯拐點描述的勞動力存量相對于需求的絕對不足，而是建立在勞動力理性決策基礎上的意愿勞動供給的短缺。
筆者認為，盡管未來幾年勞動力成本確實會構成通脹的潛在重要推手，但推動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原始機制可能并不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而是源自更深層次、更為復雜的結構性因素，包括貨幣超發、投資渠道缺失等多種原料釀制而成的資產價格泡沫。未來一段時間，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背景下，中國轉方式、調結構以及調控房地產市場的努力可能會顯著動搖這一機制的基礎，從而使中國經濟在當前所表現出來的若干劉易斯拐點特征逐漸淡去。在這個意義上，雖然未來劉易斯拐點一定會來到，但就現在而言，劉易斯拐點或許僅是個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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