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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欄的上一篇文章《香港住房體制的精髓是什么》，介紹了香港住房體制的運作，并將這一模式的精髓歸納為規劃科學精妙、法律嚴明、管理精細，那么，香港這套模式能移植到中國內地嗎？
從植物學的角度看，移植能否成功與移植技術有關，但起決定作用的是氣候和土壤，技術可以學習，氣候土壤則無法改變。如果因為技術原因導致移植失敗，應該繼續學習直到成功，否則就是因噎廢食。如果是氣候和土壤問題，就應該果斷放棄，而不能再繼續折騰。
如果超越單純的良好愿望，冷靜地分析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及其差異，我們會發現，香港住房體制內地無法學，不能學，也不必學。
至少有如下幾個理由，內地永遠無法學到香港住房保障的精髓。
香港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設計住房保障制度的，而內地面對的則是一個內部差異極大且時刻變動的環境。
盡管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但就住房保障來說，更像一個封閉的城邦，其保障只針對香港永久居民。保障范圍，從靜態看是確定的，從動態看，是可以精確預測，且可調節的。此外，香港的人口統計、收入和資產統計以及政府財政都十分透明，這使得政府可以比較精確地制定相關計劃，可以實現有效的“數目字管理”。
相反，內地住房問題的產生，一個重要原因是城市化引起的人口流動。中國地域遼闊，區域差異和城鄉差異極大，如果允許人口自由流動，沒有人知道應該給哪些人提供住房保障，也不知道應該給多少人提供住房保障。對香港來說，衡量其是否應該獲得住房保障的標準只有兩個：一是他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二是他的收入和資產達到了保障線。在內地，如果某城市搞高覆蓋的住房保障，他到底該針對誰？如果僅針對戶籍居民，且保障的福利成分很重，則與當前所倡導的剝離附著在戶籍上的特權這種大趨勢背道而馳，甚至與憲法精神都是相違背的。眾所周知，城鄉分割、地區分割是統一市場建設的最大障礙，現在社會各層面都在呼吁打破這些藩籬，推動就學、醫療上的平等權，住房保障卻樹起一道最高的藩籬，反其道而行之，其理何在？如果這種福利平等地給予所有的非戶籍人口，在經濟發展差異極大的環境下，需要得到這種福利的人會有多少？特別是那些一線城市，其需求將是無限的。
香港保障住房能做到方案的科學化和管理的精細化，既因為區情可以把握，也取決于制度設計的市民利益導向上。
內地住房保障基本上以城市為單位的，每個城市政府在推動住房保障工作時，名義上是以市民利益為本，但實際上是一種政績驅動的模式。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比如說，深圳市最近幾年也搞過公租房，但結果卻弄得讓人哭笑不得，出現很多棄租和退租的事。之所以有這種吃力不討好的情況發生，乃在于推動此事時，就是為了滿足上級交給的任務，或者給大眾一個“交待”，因此在具體細節和執行中，不可能從實際出發。再比如，中央發出今年全國建設1000萬套保障房，一開始各地當做耳邊風，等到上面壓力大了，又開始大干快上，甚至大量作弊、注水。魔鬼藏在細節之中，保障房制度要有序運轉，必須環環相扣，對細節要求極高，這種政績驅動模式，絕不可能做到這點。此輪保障房建設中的質量缺陷、地段偏遠、交通和配套不足等問題，根本原因也在于政績驅動性質上。
再比如，保障住房推行到一定規模后進入長期運轉，財務平衡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香港政府在公屋上也是嚴重入不敷出的，但香港房委會通過小區配套商業物業上的利潤及出售居屋來彌補，大體上能做到收支平衡，其財務狀況每年都向全社會徹底公開，盈利較好的年份還會給公屋居民減租。內地如果引進這種補貼性很強的公屋，光財政就會玩崩潰。
1000萬套保障房計劃甫一出臺，就遇到資金攔路虎，各種不透明的“合作”紛紛出現，建成之后的運營混亂，是預料中的事。據報道，此輪保障房以公租房為主，然而，很多官員一方面將公租房解釋為租金略低于市場的出租房，一方面又將其類比于香港公屋，竟然連香港公屋租金只及市場1/4到1/3這一基本事實都沒有搞清楚，指望這些人來維護保障住房的可持續發展，懸得很。住房管理部門的腐敗和混亂更不用說，去年深圳的住建局“天價薪酬”事件夠刺激人們神經的了。
內地不具備香港政治廉潔和高水平法治環境，也沒有那種視保障為實現平等公民權的價值觀。
香港真正做到了在保障面前人人平等，一個人能否得到保障，僅取決于其收入和資產，與職業、身份無關。但縱觀內地過往政策，卻投射了太多的身份區隔意識。
起初的保障房大多針對公務員、事業單位員工，這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違反憲法精神的行為。最近有些地方思路有所轉變，在新一輪大躍進中，保障房開始與產業導向、地方經濟支柱掛鉤，比如一個地方要發展高科技行業或回報納稅大戶，政府就將保障房蛋糕私自切給相關企業。這些做法，與中國政府嚴重偏好產業政策的價值取向緊密相關，雖然民眾接受度稍高一些，但究其根本，也是一種違背公民平等權利的行為，更何況政府擁有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權，會導致大量的腐敗和尋租行為。
也有些地方借鑒香港方法，面向全體戶籍人員按收入和資產排隊，這看上去是一種進步。但問題是，收入可以合法隱瞞，資產也可以合法轉移，即便沒有惡意騙購，程序一切合規，也會因為人們的收入、資產數據沒有考慮到隱性收入和退休福利等差異嚴重不可靠，從而無法實現保障公平。在官員財產公開都無法實現的情況下，以為用收入和資產作為保障標準就能實現公平，無疑是極為天真幼稚的。
其實，香港住房保障內地不僅無法學，更不能學。
住房保障目的在于創造公平，減緩收入不平等所造成的社會矛盾。香港是一個商業大都會，工商業競爭激烈，加上其個人所得稅很低，累進性弱，遺產稅也很輕，加上很長時間以來香港都沒有最低工資制，所以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很大，吉尼系數高達0.53，但因有較高覆蓋率、帶有福利性質的保障房的存在，香港居民的福利差距，要比吉尼系數所顯示的收入差距小得多，故而，香港住房體制在相當程度上替代了稅收制度，在收入再分配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說它總體成功。
可以肯定，內地要硬學香港，一定學不到精髓，只能學到皮毛，只能學走樣。內地移植那種高覆蓋、再分配效應強的保障住房制度，又絕無可能做到分配公平（香港模式在縱向公平方面也不理想，但內地是橫向和縱向公平都很糟糕），其結果只能是制造更大的不公。事實上，過往的保障房政策給中國社會制造的問題遠遠比它所要解決的問題多。
進而言之，也許我們根本沒必要學香港模式，也許存在探索出另一種適合中國模式的可能，本專欄下一篇文章將探討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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