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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行政處罰程序規定（試行）》以專節的方式對聽證程序的許多具體細節進行了規范。很大程度上，正是細節決定了聽證成敗。
國務院法制辦日前針對《商務行政處罰程序規定（試行）》征求社會意見。規定劃分了商務主管部門執法人員作出處罰決定的具體情形，其中，對于擬處公民5000元以上罰款的行政處罰，公民可要求聽證，聽證應公開舉行并允許旁聽。
以開門立法的方式，為部門行政處罰權的行使設定嚴密的程序規范，在我國行政程序法稀缺的背景下，顯得意義重大。因為在行政法治化的語境中，程序法的制定往往意味著行政權力的“作繭自縛”，現代行政程序法的主旨就是規范和約束行政權的運行。可以說，程序越細密，權力越受限；程序越抽象，則權力的自由度越大。
實現對行政權力的程序性規制，以公民參與為核心的公開機制建設尤為重要。作為一種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任何權力在作出不利于他人的決定時，都應當聽取當事人的意見，這不僅是保障當事人申辯權利的需要，也是確保公正執法、限制權力濫用的需要，更是行政執法尊重公民尊嚴的需要。
現實中，我國的行政聽證制度建設遠落后于時代。雖然《行政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都有聽證的規定，但由于缺乏細致的程序性安排和可操作性規范，使得實踐中催生出的聽證程序在某種意義上成了“花瓶”，一些事關公眾利益的價格聽證“逢聽必漲”，而一些行政處罰聽證則鮮有啟動。
造成聽證被虛置化的原因，首先是立法過于抽象和宏觀，在客觀上給行政權力者提供了諸多規避空間。例如價格聽證，立法沒有明晰參與者的確定規則，很容易讓聽證成為任由權力者打扮的“小姑娘”；同樣，在行政處罰的聽證程序中，一個簡單的“收費”環節就能讓實踐中想申請聽證的當事人“望而卻步”。
再來看《商務行政處罰程序規定（試行）》，其亮點是并沒有簡單復述上位法對聽證程序的原則性表述，而是以專節的方式對聽證程序的許多具體細節進行了規范，例如規定“當事人不承擔聽證費用”，規定聽證會的具體操作程序、聽證員的回避、延期聽證的諸種情形以及聽證筆錄的制作等，雖然只有6條，但這一部門規章所體現出的行政程序立法要旨——細密二字，無疑值得肯定，很大程度上，正是細節決定了聽證成敗。
生活中，法治構建所缺乏的往往不是宏大的權利宣誓，也非反復重申的公權力原則性戒條，而是直接影響公民權實現的細節性規范，正是這些細節的疏忽，造成了橫亙在公民權利道路上的道道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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