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末，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表示，中國將按照轉變職能、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能的要求，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健全制約和監督機制，推動政府服務朝著更加規范有序、高效便民、公開透明的方向發展。這一表態，對于中國各級政府部門在資本市場上如何作為頗具啟發意義。
“大市場、小政府”更有利于經濟的發展，這在當今社會已成為學界共識，也在世界各國的發展實踐中得到了印證。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大政府不斷瘦身，小市場不斷做大”的結果。然而，由于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在指導思想上主要依據“頂層設計”，在具體實踐上主要依靠政府強力推進，這就使得政府具備了若干凌駕于市場之上的威權主義色彩。在中國法治不完善與博弈不對等的情況下，威權型政府不僅容易滋生“坐大自重，拒絕瘦身到底”的倨傲之氣，還容易從本位主義的自利考量出發，在自身與市場的關系處理上，選擇性地越位、缺位或錯位。這種弊端，在財富云集、利益多元，從而尋租空間巨大的資本市場表現得尤為明顯。
比如，在擴大直接融資比例的指導思想下，中國很多地方政府提出了本地資產證券化率——上市公司總市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是一個主要衡量指標——要達到百分之多少的“N年規劃”，為此，一些地方政府一年到頭忙忙碌碌，到處尋找新股上市項目。為確保所選定的上市項目能夠大功告成，這些地方政府不惜動用資產突擊注入、定向減稅、土地優惠，甚至親自去證券監管層公關等非常規手段，可謂無微不至，政府儼然成了公司的大股東。在一些跨地區的上市公司兼并重組案例中，被兼并方所在地的政府往往不甘心轄內的公司被“吃掉”，便人為制造種種障礙，防止“肥水流入外人田”，使得一些按照市場規則進行的兼并重組屢屢有始無終。政府做了自己不該做的事，也使得企業自治成空談，是為政府職能之“錯位”。
又比如，對于因業績變臉或弄虛作假曝光而受到警示的不少ST股，投資者痛感其屢教不改為害甚巨，呼吁監管層令其退市。盡管監管層采取了將某些ST股邊緣化的舉措，并醞釀出臺相關退市政策，但這些ST股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卻千方百計為前者保住上市公司地位而努力，使得ST股公司成為退市過程中“老賴”。為了讓轄區上市公司數量迅速提升（至少是不減少），一些地方出臺了凡重組ST股者皆有重獎的激勵政策，個別地方政府甚至親自操刀重組ST股公司。凡此種種，本屬于政府不能做的事情，是為政府職能之“越位”。
再比如，一些“高耗能、高污染、高風險”的上市公司唯利是圖，罔顧社會責任，動輒發生人身安全事故或環境污染事件，媒體和公眾對此積極舉報，但這些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出于涉事公司是納稅大戶和GDP大戶的利益關照，對媒體或公眾的舉報要么充耳不聞，要么虛與委蛇，要么為上市公司開脫責任，上市公司的惡行因此被包庇縱容，公眾的正義訴求因此得不到伸張。政府的監管責任成為一紙空談，是為政府職能之“缺位”。
當然，中國資本市場成立二十余年來所取得的成績舉世矚目，其中也包括政府職能“到位”做出的貢獻。這種“到位”，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具體而言，就是政府在恪守自身權力邊界的前提下，大力推動資本市場的制度化建設，依法加強對資本市場的監管，逐步做好投資者教育和保護工作，努力為資本市場各參與主體提供服務等。這些“到位”的舉措，既有原創，也有借鑒，它記載著中國資本市場建設者集思廣益的管理智慧和“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探索精神，理當得到應有的積極評價。
但毋庸諱言的是，如果高標準嚴要求，在處理自身和資本市場的關系上，不少政府各級部門的確存在著上文例舉的一些弊端。這些弊端，一方面體現為政府對資本市場關心、參與過度，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政府對資本市場監管、把關不足。要矯正前者，就必須“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這是“減法”；要改善后者，就必須“健全制約和監督機制，推動政府服務朝著更加規范有序、高效便民、公開透明的方向發展”，這是“加法”。期待在完善中國資本市場的這道“加減法”考題上，各級政府部門能夠交出一份令民眾滿意的答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