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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金已成歐美多國政府難以祛除的巨大心病。
為了實施高達540億歐元的財政緊縮方案，貝盧斯科尼政府試圖將意大利養老金領取標準從65歲提升至67歲。但這項改革措施并未得到各政黨的認可，以致日前在國會討論時，貝氏的政治盟友“北方聯盟”黨首腦與反對黨“未來與自由黨”首腦嚴詞相向，并最終升級成打架斗毆的“火爆”場面。其實，在歐洲，養老金改革不止一次地引發民眾大規模的游行示威，而在奧巴馬政府推出的財政赤字縮減方案中，養老金就被視為敏感“雷區”而未敢觸及。
目前全世界60歲以上老年人口總數已達6億，有60多個國家的老年人口達到或超過人口總數的10%，而且這些國家未來人口老齡化程度還會進一步加重。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研究所預測，到2030年，日本65歲以上的人口比重將達32%以上，2055年將抵達41%以上。到2030年，美國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將從目前的14%提升到19%。另據聯合國的最新預測，到204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由目前的13.26%提高到28%左右。通常，65歲以上人口比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直接造成的社會支出增加總量相當于GDP的0.65%。人口老齡化對各國政府的財政壓力可見一斑。
人口老齡化直接帶動了人口贍養比的下降，從而使養老金供給與需求嚴重失衡，養老金的自我支付與供給能力日漸式微。1990年，日本15至64歲勞動者與65歲以上老人的比例為4.5：1，但到2010年，該比例將降到2.8：1；在歐盟，2000年，上述比例為5.4∶1，但到2010年，降為了4∶1；在美國，同一比例目前為3∶1，但到2050年會降至2.2:1；中國人口贍養比目前為3：1，但到2038年會下降至2：1。
不可回避的是，許多國家的養老金投資收益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大幅萎縮甚至虧損。如在次貸危機爆發的2007年，日本養老金虧損5.84萬億日元；歐洲私人養老基金在2008年縮水20%；美國最大的養老基金加州公務員退休基金在2009財年損失比高達23.4%，為79年來虧損幅度最高的一年。這自然更進一步加大了養老金的需求缺口。2010年財年，歐洲養老金缺口高達1.9萬億歐元，其中英國養老金缺口為3790億歐元，為歐盟最高。另據高盛預測，從2011年4月開始的新一年財政年度，日本養老金發放額將出現2.5萬億日元缺口。
彌補養老金缺口的沉重負擔最終轉移到了公共財政身上，而受此驅動，各國政府的負債率和財政赤字雙雙飆升。目前美國各州級政府每年需要增加養老金支出7000多億美元，占當前年支出額的40%多；而隨著7800萬嬰兒潮一代人的退休，未來15到20年美國財政每年光是給這部分人口的支出就達3萬億美元。在德國，2010年的退休金已占了GDP的10.3%，而到2040年，將有15.4%的GDP要用來支付退休金。在法國，2010年財政彌補養老金的缺口開支為323億歐元，2018年將達423億歐元。在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國，退休金更消耗了GDP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英國政府預計，到2017至2018年，養老金每年帶來的額外成本將達GDP的1.6%。另據IMF統計，雖然20國集團中工業化國家的平均國債負債率從2007年至2014年將上升至近25%，但到2050年，金融危機的成本最多只是養老金帶來的財政成本的5%。
從理論上而言，保持養老金的充足性和連續性的有效途徑，是擴大供給和抑制需求,而當下因為經濟“造血”功能十分微弱以及“以債養老”模式難以為繼，多國政府都將養老金改革的突破口放在了抑制需求上，延長退休年齡是極為普遍性的做法。但在民眾聲勢浩大的抗議聲中，這些國家的養老金改革方案不是胎死腹中就是戛然而止。迫于養老金改革所產生的民眾反對壓力，前任法國總理拉法蘭不得不辭職，現任總統薩科齊也曾命懸一線；而為了取得“北方聯盟”黨對養老金改革方案的支持，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已宣布辭職。
當然，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養老金改革還將在各國繼續推進，也陸續已有了一些積極性成果。比如在智利，以個人賬戶完全積累和養老保險私營機構直接參與管理和運營為主要內容的改革，不僅扭轉了“部分積累”模式養老金投資持續虧空的局面，而且使政府甩掉了財政壓力；美國的“401K”計劃用了20年的時間覆蓋了約30萬家企業，涉及4200萬人和62%的家庭；日本以老人護理、老年服飾、老年食品、老齡娛樂、老年理財、老人心理咨詢等為內容的“銀發產業”模式，也為國際社會廣泛看好。按照日本政府的預測，至2020年，僅“銀發產業”帶動的消費需求可以達到17萬億日元。在刺激消費的同時，這無疑可為彌補日本政府養老金支出的缺口助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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