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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微調”講究調控政策的把握力度，不是財政和貨幣政策根本轉向。因此，沒有將房地產調控納入“適時適度、預調微調”的范疇，而是堅持房地產調控不動搖，將重心放在結構性減稅，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搞活實體經濟等方面，這對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萬分必要。
長期以來，我們都說宏觀調控政策要相機抉擇，需要依據經濟運行的階段特征以及政策效果來使用宏觀經濟政策，在幾個目標間權衡取舍。在當前內外復雜多變的情況之下，筆者以為，調控政策尤其需要未雨綢繆，及時增強政策的靈活性和針對性。
如果以去年
4月國務院為應對房價增速過快的局面而推出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政策為標志，本輪緊縮政策已持續一年半多了。期間，為應對不斷攀高的通脹形勢，不僅將宏觀調控優先目標從應對金融危機時的“保增長”轉為“控通脹”，而且在調控工具選擇上，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相結合，利率、準備金率、匯率“三率齊發”收緊流動性；采取限購等行政措施抑制越來越大的房地產泡沫；采取約談、限價等行政措施防止不同行業一輪接一輪的漲價浪潮。可以說，為了遏制住通脹這只猛虎，十八般武藝都用上了。盡管過程遭到諸多非議，但結果還是不錯的。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7月CPI同比漲幅達到年內最高點6.5%后，8、9月CPI同比上漲幅度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看10月的監測數據，糧油肉蛋、蔬菜價格自國慶假日后持續回落，房價上漲勢頭得到遏制，部分地區已拉開降價帷幕；再加上翹尾因素降低，10月CPI同比漲幅比9月明顯回落幾無懸念，今年最后兩個月的CPI同比漲幅應能控制在5.0%以下。盡管CPI仍處高位，但趨勢下行是不爭的現實，“控通脹”取得階段性成果。
不過，與此同時，“保增長”的壓力變得緊迫起來。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國內生產總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9.4%。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長9.7%，二季度9.5%，三季度9.1%。在美、歐陷入“雙債泥潭”痛苦掙扎、全球經濟復蘇每況愈下的背景下，能取得如此高的經濟增速實屬不易，而且從現有數據可以推算，只有當四季度GDP增速低于7.8%，才會導致全年經濟增速低于9%，顯然這是極小概率事件。因此，全年GDP增長維持在9%以上可以說基本無憂。那些認為我國經濟可能“硬著陸”的論據是不成立的。
但不能不看到，亮麗經濟數據后面隱含著內憂外患。
首先，與上半年經濟平穩下滑不同的是，受緊縮政策、高通脹抑制經濟活力、外圍經濟日趨惡化等因素影響，三季度下滑速率在加快。從三大需求看，前三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4．9%，比上半年回落0.7個百分點。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32%，比上半年回落0.9個百分點，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投資增速顯著放緩。扣除價格因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僅11.3%，明顯低于近10年來的平均水平。三季度出口同比增速20.6%，比二季度同比增速回落1.4個百分點，由于進口增速快于出口，貿易順差規模進一步縮小。從近期媒體報道的一些信息判斷，我國的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型企業仍面臨寒風陣陣。清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從嚴從緊的樓市調控政策，讓地方政府“錢袋子”日趨吃緊，地方債務風險逐漸凸顯。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鐵路投資受銀根收緊以及溫州“7·23”動車事故的影響大大縮水，個別工程項目處于停工和半停工狀態。
其次，從外部環境來看，美國經濟復蘇仍十分乏力，就業增長依舊疲軟，歐洲債務危機則已從政府層面擴展到銀行層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長期主權債務評級被調降，比利時的Aa1主權信用評級也搖搖欲墜；在穆迪集中下調了英葡兩國共21家銀行的信用評級，標準普爾和惠譽下調了西班牙金融機構評級之后，法國興業銀行和農業信貸銀行信貸評級也被下調，巴黎銀行被列入了可能降級的觀察名單。IMF、高盛、惠譽等國際機構隨之紛紛下調了今明兩年全球經濟的增長預期，投資者對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擔憂加劇。
正是基于上述考慮，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要敏銳、準確地把握經濟走勢出現的趨勢性變化，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微調。以筆者之見，“適時”、“預調”講究的是對形勢的準確判斷和對可能發生危機的未雨綢繆；“適度”、“微調”講究的是調控政策的把握力度，它不是對“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根本轉向，不是總體、全部的調整，而是小幅慢跑。
宏觀經濟運行是一個內在系統，有著自身的運行規律，而宏觀調控政策是一個外在的系統，兩者合在一起如果想發揮效應就需要一段時間來磨合和適應，過早的結合會產生很多副作用導致不適應，而過快的分開會改變經濟運行原先已有的運行軌跡，因此，宏觀調控政策需要保持連續性和整體穩定性，才能使政策對經濟發生更大的效應。而政策短期內根本轉向所帶來的嚴重后果，我們已有前車之鑒。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從“兩防”、“一保一控”短期內轉化為“保增長”，“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實踐中變成“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雖然保住了增長，但也付出了投資增長過快、投資率偏高、最終消費率受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而不斷下降、地方政府直接和隱性負債過高、貨幣流動性不斷增強、房地產資產泡沫不斷積累、通脹形勢日益嚴峻的代價。特別是房地產調控由于政策急轉而功虧一簣。可以說，今天面臨的通脹壓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當年過于充裕的流動性造成的。
此次決策部門吸取了前車之鑒，沒有將房地產調控納入“適時適度、預調微調”的范疇里，而是堅持房地產調控不動搖，將重心放在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增加民眾收入，促進消費；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搞活實體經濟等方面。這種“微調”，對于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增長，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萬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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