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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財政部批準上海、浙江、廣東和深圳開展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允許上述試點省市發行期限結構為3年和5年的記賬式固定利率附息政府債券之前，受《預算法》相關規定的約束，中央政府從未正式允許過地方政府以自身名義直接發債。在當前嚴厲調控房地產市場、各地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滑、許多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入不敷出、地方融資平臺償債問題日益嚴重的現狀下，這一帶有歷史性突破色彩的地方債政策出臺，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兩個非常明確的意圖：
首先，緩解地方政府由于今年以來賣地收入大幅縮減而出現的財政收支入不敷出的難題。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大部分財政收入由地方政府移交至中央，地方政府普遍通過出讓土地來彌補減少的稅收并用于城市建設，城市環境的改善使得房價得以提高，進而抬高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并使地方財政收支得以平衡。但在此次對房地產市場的嚴厲調控下，賣地收入銳減，市政建設支出規模又面臨調整剛性，當務之急就是為地方政府增加新的資金來源，而其解決方法之一就是效仿世界其他國家，讓地方政府直接發債融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地方政府債券順利發行，其最終仍然要面臨還本付息的壓力，不能不在債券到期之前盡力使地方財政收入得到有效提高。
其次，逐步用地方政府債券替換地方融資平臺債，讓地方債務規模顯性化，進而化解地方融資平臺償債能力弱化所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據審計署的統計，去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約為10.7萬億元，約占中國2010年GDP的27%、是去年中國財政收入的1.3倍，并且其中有80%來自于銀行信貸，其中逾50%的債務將在2011至2013年到期，債務到期期限相對集中。在地方政府收入因房地產調控而大幅減少后，現有的這些融資平臺債務償債壓力日增，“滇公路事件”、“云投債事件”等案例時有發生，而且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由于政府隱性擔保或承諾等因素使得其透明度很低，市場極易因個別違約事件而引發對整個融資平臺償債能力的擔憂和過度恐慌、進而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所以治理地方融資平臺問題，首先就是要讓其債務規模顯性化。此次試點地方政府發債，其目的之一就是逐步用這種透明的地方政府債券替代原有的不透明的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進而讓市場各方都能準確了解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減少此類債權投資者的過激反應，并消除由此引發的金融市場動蕩。
當然，這都是中央政府推出該政策的主觀意圖，這些良好的意圖能否在實際運行中得以實現，始終面臨著如何平衡地方政府收支這一根本性難題。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則這一政策的實際作用就會受到嚴重制約。
當前地方政府收支不平衡，部分原因在于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矛盾的日益突出。稅改后，稅收分配上“強中央弱地方”的格局得以確立，而義務教育、民生和公共服務等重要政府事項的責任更多落在了地方政府肩上，并且隨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這些事項支出規模也越來越大。盡管中央政府通過稅收返還、轉移支付等渠道向地方政府履行上述政府責任性事務給予了支持，但由于轉移支付效率低、針對性弱、及時性差等原因使得地方政府收支難以有效平衡。由此，可以預見的是，地方政府發債試點之后，中央政府必然要推出一系列后續政策，以設法從根本上解決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失衡所造成的地方政府收支難題，而其中的關鍵，則是為地方政府提供未來可持續的新收入來源。
順此思路，筆者估計，中央政府有可能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其一，對既有的中央和地方的稅收收入劃分和分成按比例調整，適度提高地方政府稅收收入分配比例，讓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更對等進而平衡地方政府收支；其二，改進現有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工作，提高轉移支付決策中的科學性和過程中的效率，減少轉移支付中的信號衰減、交易成本和“跑冒滴漏”現象；其三，穩步推進房產稅改革，為地方政府提供可持續的新增稅源。
如果中央政府能在地方政府試點發債政策的基礎上，針對上述問題進一步跟進后續系統性政策，那么地方債試點政策相信是能收到預期效果的。但是，無論中央政府從上述所分析的哪個方面跟進相關政策，其推進過程都將面臨錯綜復雜的各方利益博弈和再平衡。所以，四地方政府試點發債，應視作是解決地方財政收支難題的破冰之旅，對可能遇到的挫折理應有足夠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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